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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常来串门的客人里，有位右派叔叔，他魁梧高大，说话带口音，父亲叫他“小山东”。他一般不空手来，常带点儿“零嘴”，所以我们几个孩子总盼着他来。有时是一包水果糖，有时是几串糖葫芦，要不是一包糖炒栗子，再就是一兜沙果、红枣什么的。要知道那个年代还没完全从“三年饥荒”的阴影里走出来的中国人，对“进口货”有多么渴望，尤其是我们孩子，吃了上顿盼下顿。每次山东叔叔腼腆地从中山服的大口袋里往外掏东西的时候，都听母亲在埋怨他：“你要是再买东西来，我就不管你的事了！”他老是涨红着脸嘟囔一句：“不是给大人买的，是给孩子们的。”这一幕，我们都记得。送走他，母亲会给我们分叔叔带来的好吃的。
后来听父母常念叨他的事，知道是母亲在给他介绍对象，帮他说媳妇。
为他的事，父母没少抬杠。父亲说，家里家外的事都忙不过来呢，还有闲心当媒婆？弄不好得罪人。母亲没好气地回父亲：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跟前有家有口的。他一个外地人，老大不小的了，出来进去的就一个人晃悠，那日子不好过啊！父亲断言母亲是在白忙活，说谁家闺女愿意给一个右派？母亲动气了：右派怎么啦，就不能娶媳妇？我看他比楼里那群左派份子强百倍。我要有合适的闺女，就许给他。父亲叹气不说话了。
渐渐地他来得少了，后来知道他结婚了，是母亲帮他找上的媳妇，我们胡同里叫“玉儿”的纺织女工。玉儿，人长得像她的名字一样玲珑剔透。我在胡同里遇到她时，叫她一声姐姐。玉儿笑的时候，甜甜的，连父亲都夸这姑娘长得带人缘。母亲说，整条胡同里谈婚论嫁的大姑娘当中，数玉儿规矩、安稳、有礼貌，做媳妇也一定贤惠。
我成年后，和母亲聊起这段往事，才知道当年她老人家牵线的这桩婚姻里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插曲。
小山东来自农村，在北京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文化单位工作。不久赶上57年反右，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他说：“党是毒瘤！”那天晚上，他在机关大院蓝球场的鸣放会上“党是毒瘤”这一嗓子把大家的瞌睡都吓跑了。当时会场鸦雀无声，就听他一人引经据典，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说得头头是道。
他带上右派帽子被下放东北劳改。没几年，竟作为“摘帽右派”回到了原单位。很多人都不相信。他捅的漏子太大了，居然这么快就活着回来了！好像是阴差阳错，上级什么人把返城的名单搞错了？虽然他回到了原单位，但没按照他的学识安排岗位，始终在办公室里“打杂”。母亲说，可惜了他一肚子的学问，说起话来，出口成章。字写得漂亮，文章也漂亮。要说给他戴右派帽子，不算冤枉，他反党，观点鲜明，认识成熟。反得对不对？现在看一点儿没说错，现在敢说的一些话，人家那时候就说了。
听这么一说，我更纳闷了，当年母亲是怎么给这个铁杆右派“蒙”来媳妇的，还是个俊俏的小媳妇。母亲笑了，说自己确实耍了点儿小花招。见面之前，没跟玉儿的家里说对方右派的事，先说了，那就没下文了，还不如不去碰钉子。“后来是他自己跟玉儿说的。”难道玉儿没嫌弃他？母亲说玉儿人单纯，不势利，好像没把右派当多大的事。倒是她家里的那关过不去。她哥、嫂都是公安干部，说这是让玉儿往火坑里跳！玉儿的妈特地过来当面回绝的，不客气地质问：“他是右派这么大的事，怎么之前都不言语一声？”
母亲自知理亏，可还是不死心。把玉儿喊到跟前问她，你喜欢不喜欢那山东汉子？玉儿哭了，说，他人真好。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说自己是摘帽右派。母亲问玉儿，你是什么时候跟家里人挑明的？玉儿说：我没说过，是我哥他们去单位外调出来的。
见玉儿还和“右派”来往，她被家里看管起来，上下班不是她爸接，就是她哥送。“右派”来找过母亲，人瘦了一圈，母亲先数落他没出息，后劝他也设身处地替玉儿一家人多想想。母亲说：现在有哪家爹妈不愿女儿攀高枝？像玉儿这么好条件的姑娘，找什么样的女婿没有啊？就是下嫁个扫大街的，也比嫁给你“黑五类”强。嫁了你右派，政治前途没了，自己倒霉一辈子不说，连儿子孙子都没出头之日啊！
他什么话也没说，把一个纸口袋放下了，说是玉儿织到一半的一件毛衣、线团，托母亲交还给玉儿。
母亲笑着说，自己又耍了个心眼儿。毛线活没交给玉儿，叫“右派”拿回去了，为的是让玉儿自己去他那取。玉儿和家里请了假，去取毛线活。毛线活取回来了，接着织，织好了，又给他送去了。这一来一往，俩人的感情越织越长，越织越密，一直拖到文革。玉儿算是产业工人，在家里说话气粗了，他哥嫂也不敢死乞百赖管她的事了。
他们结婚了，俩人提着厚礼来家里拜谢母亲，“右派”给母亲鞠了三个九十度的大躬。后来我模仿他大鞠躬的动作，逗得母亲咯咯直笑，说：“一点儿不夸张，就是那样。”母亲喜欢山东人的耿直、忠厚，而他又加个“更”字，老说他是条山东好汉。
山东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娶了媳妇不说，转年还得了儿子。他沾了玉儿的光，文革里没太受欺负。
臭老九开始吃香了，他半身不遂了，人也有点儿呆傻。玉儿不离不弃，一直相伴左右。人活七十古来稀，“山东汉”活过了七十岁，娘俩给他平平安安送了终。那年，玉儿不到六十岁，依旧秀美，加上她相夫教子的贤淑美名，招来追求者。玉儿对他们说，她这辈子嫁过一个好男人，足矣。
母亲说自己这一辈子就管成过这么一回说媒拉牵的事。不为别的，是看着不公，想帮他。农村出来的好后生，刚分配来，就被打成右派丢了前程。玉儿嫁给她，是他自己“命大造化大”。结婚前，周围人说“成不了”；结婚后又说“长不了”。都说他是“赖汉娶花枝”，我说是“好汉娶贤妻”。
几十年前的往事了，母亲也已然作古。这是在那个极左思潮猖獗的严酷年代里，发生过的一个温馨故事。山东汉是中国55万右派中的一个，但他是不幸中的万幸者。好姑娘玉儿爱上了他，富有同情心的母亲帮了他。
听起来像是文艺作品，然而它是一段历史，没有夸张和虚构。故事里的三位主人翁，三个普通的中国人，都是小人物，都是好人。三个好人的良知善念，闪现出的烁烁人性光辉，正是来自于根植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中华传统美德。她使中华民族薪火不断，绵延了五千年历史走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