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开始，中国国内对通胀成因的评述日益集中到政府不太愿意承认的一个“点”上，即政府发行货币过多，仅2010年前三季度就超发43万亿元。
持此论者其中就有中国的金融官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灵直言：“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根据官方数据，2009年，中国GDP总量为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60.6万亿元，是GDP的1.8倍，多出了27.1万亿元。中央政府承认这一事实是通过总理温家宝的两次讲话——从今年两会期间要“消除房价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到4月13日温相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消除通货膨胀的货币因素”，正式承认发行货币过多。
应该说中国政府很清楚地知道通货膨胀会动摇经济基础、民心，一想到半个世纪之前国共内战的关键时刻，中共通过经济学家冀朝鼎（中共党员、派到国民党政府的“卧底”）向宋子文提出发行金元券的建议，搞垮了国民政府的金融体系这一历史经验，中共可不敢继续玩通胀这把火。因此将控制通胀当作今年头号大事来抓，甚至放在比调整经济结构更优先的位置上。问题是，通货膨胀这只老虎一旦放出笼，还能再将它关进笼子里吗？
释放外汇储备压力当然是办法之一。今年4月初，中国外汇储备已经突破30,447亿美元，这对中国来说不仅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相反还是包袱。因为按照中国的外汇制度，外储每增加一元钱，央行就得相应地发行约6.5元左右的人民币。外汇储备越多，央行在国内注入的货币越多，造成通胀持续上涨。所以，中国正在想办法释放庞大的外汇储备压力。除了继续采取“藏汇于民”的方式分散风险之外（即境内个人年度购、结汇额度由2万美元提高到5万美元）；还采取了一些新的办法：
一是鼓励中国资本到境外投资并放宽限制。就在今年3月14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将公布新的《海外投资条例》，从本月起对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3,000万美元提升到3亿美元，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1,000万美元提升到1亿美元。央企限额以下均适用备案制，不需要经过审批。这一新规定使国家发改委的核准权限从金额上放宽了十倍。
二是大量购买欧元债券，中国已表示将购买40亿至50亿欧元的葡萄牙国债，中国还表示将分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拯救欧元危机应对基金总额2,500亿欧元中的155亿欧元。此外，中国还大量提升对欧洲部分国家的投资，目前投资的项目主要有：希腊港口、塞尔维亚桥梁、波兰高速公路、罗马尼亚能源网络以及葡萄牙海运公司。
但通过这些办法释放出去的外汇储备压力毕竟有限，尤其是第二种方式还得考虑欧洲的态度。由于中国增持欧元区国家国债以及在欧洲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引起欧洲部分人士对中国经济实力强大之后的担忧，“中国威胁论”冒出苗头。再投往美国国债，则是中美两国都不希望看到的情况，截至今年1月底，中国的美债持有量为1.15万亿美元，外界称中国为美国的第一大债主。这种状况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很不放心。对于美国来说，总有点担心这种债务关系可能构成种种牵制，尽管后来有文章称中国并非美国第一债主，因为中国的持有美国债务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0%，美国的负债多半都是国内的债务（见“美国的大债主真是中国吗？”《华尔街日报》2011年4月15日）。但美国似乎也不希望中国多购国债了；对于中国来说，也不想将鸡蛋全放在美元这只篮子里，它希望分散风险。
上述数种方法消化掉的外汇储备并不能达到令中国完全减轻通胀压力的程度。不少专业人士测算，认为中国只需要约7,800亿美元的储备，能够支付三个月的进口并支付中国所有的短期外债即足够。这个标准通常是一个国家需要持有多少储备以防备金融危机的标准尺度，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拥有量远远超过这一标准。
这种释放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外汇储备过于庞大带来的困扰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现有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与贸易收入将促使外汇储备持续攀升。如果改革汇率机制，让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对外出口将受到很大影响，而出口又被认为是中国的经济支柱。更何况这个重大决策将受到中国国内各利益集团的影响，并非央行这一机构就能够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