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禁锢、行动禁锢是当今中共施政的要点。公民在这样的禁锢中没有任何自我表现空间，像封闭在黑暗洞穴中，呼天不应，活动受制。不仅如此，当局出于自我恐惧的心理，也为了恐吓对方，就肆意加强对公民的政治迫害，最突出的手段是违犯已有的法律法规，频频制造失踪事件，使公民无端地在人间消失。高智晟失踪，艾未未失踪，滕彪失踪，江天勇失踪，等等。失踪必然与酷刑相结合，以酷刑挫折被失踪者的锐气。律师唐荆陵失踪后被释放回家，表情呆滞，不认识人，是遭受酷刑折磨的证据。律师金光鸿失踪后被塞入公安系统精神病院，殴打、灌药，释放后脑组织局部失忆。其他失踪者释放时均被警告：不准透露失踪后遭遇，不准接受媒体采访。更有甚者，维权人士、盲人陈光诚只因代表村民揭露地方官员强迫妇女节育致伤人命，就被剥夺人身自由，继而遭受刑事惩罚，刑满出狱继续剥夺人身自由，日夜监控，政府对公民的肆意摧残已经无以复加。
除了对维权人士严厉镇压外，这个政体还要求所有公民归附一定的组织，由这些组织分门别类将不同类别的公民圈住而由各该组织的中共实施具体控制，形成“党天下”。“党天下”者意味着一党专权，一党霸占，一党独享，一党千秋万代永坐天下。这样的制度仍然不能使胡锦涛的权力高峰放心，因此，公安部长孟建柱于2009年12月在《求是》杂志宣布如下构思：建立“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访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虚拟社会防控网”，要实现“对动态社会的全方位、全天候、无缝隙、立体化覆盖”。2009年12月28日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上进一步要求把防控触角伸向薄弱地区，“加强社区内部、城中村、城乡接合部、行政区域交界处的防控力度，构建点线面接合、打防管控结合、网上网下结合的社会治安防控网络”。他提出，从2010年开始，争取3年左右在省、市、区3级基本建成这一防控体系。试想，有了这样严密的控制系统，只允许官方意识、官方政策通行，一切异议、异动皆被屏蔽，哪里还会有丝毫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呢！
防控体系如此严密，当局仍感不足。它要求扩大公安系统的眼线，广泛收罗线人充当告密者，以利防控体系实施对社会毫无空隙的监视、控制。新华社报道，内蒙古开鲁县公安局要求每一警员和协警人员发展20名线人，加起来超过万人，即全县每33个居民就有1个公安眼线。在此基础上，每村设警务室，由协警员督导。开鲁县构建的这种制度体现了完整的警察国家形像。大专院校亦不例外，由教务处会同政工部门公开在学生中招聘“信息员”，任务是监视教员与同学。信息员与学校政工部门单线联系，有的学校还制定了奖惩规则，每月报送有价值的信息3条以上给予一定报酬。华南理工大学2010至2011年度招聘“信息员”598人，在一个5000人的学校中，这无疑是一支庞大的队伍。由此，教授讲课内容、学生思想动态尽在中共控制之中。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讲课时提到“中国科技发明所获国际专利数量不如许多小国，如韩国、以色列、新加坡、台湾等。”课后即被领导找去谈话，称学生反映，把“台湾”视为国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就是学生信息员的作用。至于学生（信息员）监控学生，彼此戒备，相互猜忌，制造恐怖气氛，这种制度仍然是仿照警察国家的形像塑造的。
互联网构筑的虚拟社会大大拓宽了人类相互的信息流通和思想交往，是IT专家为人类开辟的第二社会。全人类对此无不额手称庆，中共独裁者却深为骇惧，他们害怕因互联网的推广而使治下群体失控，殃及政权稳定，因此，不惜花费巨量国帑，研制金盾工程。该工程费时10年、聘请若干国外专家提供封锁技术，将通讯网络技术与计算机信息系统建设纳入公安工作，用以打击社会恶势力犯罪，同时，强化对社会追求自由民主势力的监控和迫害。这一网络可以追踪上网发贴者的IP，进一步可追踪发贴者的真实身份。它还可封锁国外网站和服务器，过滤网页内容、网址，对“重点”目标的所有网络活动进行实时监控。《德国之声》评论说，这一工程将使中国变成乔治•奥威尔笔下的《1984》世界。当局还炮制了“绿坝”软件，安装在供青少年使用的电脑上，以屏蔽所谓“有害内容”。在组织结构上，不惜投入巨大力量控制电子网络系统：国务院新闻办设“网络管理局”，附“网研中心舆情处”，最近又成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网络新闻业务及其他相关业务的“日常监管”，查处“违法违规”网站；中宣部设“网络局”；公安部设“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局”，附“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估计这个政权从事网络监控工作的达30万人。
这些网络监控组织树起一道又一道防火墙，严密监视境外信息渗入中国大陆。前不久“博讯”网站因传播“茉莉花微笑活动”的提议而遭封闭就是突出事例。“自由圣火”网站运行机制被破坏，至今未能恢复。香港《争鸣》和《动向》杂志也被掩没。如果有人翻墙至境外，对中共政权有所批评，监控者可以很容易侦查到批评者，会以“扇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追究刑事责任。境内各知名网站皆设有管理员，对不合时宜的网贴即时删除。“百度”的公众服务系统对提供的信息以中共政策为标准而有所选择，比如输入“温家宝”3字，只显示1条信息，标明“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这就是当今的政治局常委、国家总理得到的政治待遇，在中共执政史上堪称奇闻。所有的私人电子信箱其实是赤裸的，网警可以任意侦查通信内容，毫无隐私可言。即使是境外服务商，如“Yahoo”、“Hotmail”，都被要求按中共有关政策实行自律，不准超越界限。这些境外服务商表示服从要求才得以在中国大陆活动。 “google”表示反对按中共政策自律，愤而将本部迁往香港，确实在短期内向中国公众提供了客观、公正、自由的信息服务，中国公众因此纷纷建立 google电子信箱。但是，时间长了，变化来了。您会发现自己的google信箱在屏蔽发来的敏感信息，显然是中国网警对其做了手脚，您的google 信箱已被网警控制。如果您希望亲朋好友将敏感网站的地址寄来，也见识一番境外的大千世界，结果会收到一封回执：“基于安全考虑，google拒绝执行这一任务。”总之，境外的进不来，境内的出不去，百姓只能在“党文化”的大缸中浸泡，终日被主流意识冲塞双耳，形成的是中共传播的单一意识，制造的是言行驯顺的“良民”。
以上的简易扫描说明，中共对公民实施的思想禁锢、行动禁锢的确达到“全方位、全天候、无缝隙、立体化覆盖”，其严密封锁程度使任何人都难以逃脱其罗网，中共的独裁统治达到继“文革”之后的第二个高峰。如何走出这种独裁制度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议题。
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为代表的北非一些国家驱逐独裁者的民主运动正在取得节节胜利。通过互联网、“Facebook”、“Twiter”而发动群众形成十万百万的集会威势，已经和正在将独裁者赶下台。这一成功经验令独裁统治下的中国民众备受鼓舞。能否将这一经验移植中国来，是不少人在思考的问题。有两个区别是不能不关注的：（1）埃及等国虽然是独裁统治，但都有直选总统的民主形式，这给群众以一定的活动空间，不象中共赤裸裸地抛弃民主形式，实行令人失踪的专制迫害。埃及等国的军队与总统没有直接隶属关系，军方可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取舍，不象中共最高统治者直接掌控军队，可以有恃无恐。这种重大区别使中国移植北非诸国驱逐独裁者的经验时不能不遇到巨大困难。（2）埃及等国以石油出口获得高额利润，它们以之实行富民政策，百姓衣食富足后必然要求寻找政治上的出路，不象中共以廉价出售自然资源与狠命剥削农民工而使中央和地方的权势者掠夺大量财富，这些权势者必然怀抱现有的特权地位和巨额财富而死命抗拒，不惜以血的报复而维持政权的稳定，而百姓在多年的“党文化”灌输下尚未形成整体抗争意识。这两点区别证明，简单地复制埃及等国民主运动经验是行不通的。中国的民主之路还得靠中国民主力量自身的智慧去逐步探寻。
（201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