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村子很小，文革来了，凑齐四类分子不容易，究竟把“坏分子”的头衔加给谁，当时是颇费了一番工夫的，最后是把村上两个被认为是最聪明的人定为坏分子。
这两个人，一个在天津银行当过职员，一个在天津布店当过学徒。两人算是村里的知识份子，见过大世面，人缘也都挺好，自被打为坏分子，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几岁，腰也变得弯曲起来，见谁都是一脸卑微，有人从身边走过，会马上停下来，谦卑地打过招呼，身子侧转，将路让于别人，待人走过后才迈著细碎的步子小心走过，一脸凄惶。
银行职员还写得一手好字，真草隶篆无不精美，在今天一定是一个很有造诣的书法家，但那时却成了加深自身罪状的证明。家中收藏的字画书籍被全部烧掉，毛笔砚台被砸烂，虽然后来经常被大队叫去写各种大字报，笔下的字迹仍是铁钩银画、苍劲有力，但他那诚慌诚恐的样子，看了让人揪心。
那时冬天特别冷，雪多且大，常常早晨一觉醒来，推门一看，已是大雪封门，足有一尺多厚。村上街道扫雪，都是此二人的事。每次下雪，他们必须早早起来，将雪扫净，等村人都起床了，主要道路上已见不到积雪。
他们的任何一点不慎，都可能为自己招来屈辱。任凭他们怎么小心，也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不测之祸、不测之辱随时会降临到身上。有一年秋收时，生产队的马车拉高粱，中途遗落了几穗，正好被布店学徒发现，便随手捡起，放在自己的背筐，进村时被人看到，立即遭到民兵一顿暴打，并将高粱穗串成串，挂在脖子上游斗，自已敲著锣，走一步喊一句“我是偷盗分子”，那种对人格的侮辱，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1976年毛去世时，银行职员晚上喝了两盅酒，被人举报到大队。这个时候竟敢喝酒，当然是对伟大领袖怀有刻骨仇恨。这不是一般的酒，是庆贺酒，是反攻倒算酒，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大队干部立即组织民兵抓人，连夜召开批斗大会，办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班，强迫彻底交待自己妄图变天复辟的险恶用心，并不时招来一顿拳打脚踢，一个月后被放出来时，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这两人都有几个儿子，而且个个聪明帅气，但因受家庭影响，都找不上媳妇，成了老光棍。文革结束摘帽时，儿子们早已错过了结婚成家的年龄。前年，银行职员的最后一个儿子死去，一家人就此断了根。布店学徒只有小儿子娶了媳妇，还脑子有毛病，生了个傻儿子。两个家庭，就这样轻易地毁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