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在流传这样的轰动性新闻：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过，这不是什么新闻，这也不是什么轰动事件，并且这也并不完全是真实的。
让我们先看最后一部分：的确，在技术上，中国的GDP已经略微赶超了日本。
但GDP只是个总体数据。GDP所能提供的信息要比你想象的少。从最现实的角度看，中国仍然比日本贫穷，甚至，中国要比突尼斯、厄瓜多尔、加蓬、哈萨克斯坦、纳米比亚贫穷。
上一季度，日本的经济产出约为一万两千八百亿美元，对日本的1.27亿人口来说相当于人均可得10085美元。中国在上一季度的经济产出为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亿美元，但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因此每个中国人可分得约1000美元。
从总体上看，13亿穷苦中国百姓的生产力要高于1.27亿富裕的日本人，但我能保证的是，大部分神志清醒的人宁可选择日本标准下的贫穷生活也不会选择中国标准下的中产阶级生活。
当我在1987年从高中毕业时，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出版了《大国的兴衰》。初版封面将日本描绘成夺取舞台中央的角色，而美国则是一副日薄西山之象（温斯顿丘吉尔已经走向了被历史遗忘的角落）。现在看来，那个封面极其愚蠢。
但在当时，该书轰动一时。一大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记者以及知识分子将其奉为福音。这正是他能十分自信地预测日本将不可避免地主导世界，但却完全忽视了苏联解体这一即将发生的事件。
不管怎样，日本将取代美国主导世界的观点在当时可谓是“人尽皆知”的几件事之一。
《大西洋月刊》的James Fallows坚持认为，美国必须在效仿日本政策的同时寻求“遏制”日本的政策，以免被日本超越。Chalmers Johnson则强调，冷战已经结束，“日本取得了胜利。”他还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失败是如此之彻底，以至于“美国要想成为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就必须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吊死在国会大厦的穹顶下。”
现在，我们能够听到有关中国的同样内容。的确，当这些观点用到中国身上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表现经常就像电影《野蛮人柯南》中的蛇神Thulsa Doom手下那群受到催眠的助手那样。
公平地讲，中国的统治者并没有把他们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吊死在政治局阳台上（至少最近没有），事实上，统治者听从他们的意见。然而，中国已经谋害了成百上千万的国民，弗里德曼似乎对这一事实根本无动于衷。的确，他常说自己“嫉妒”中国有能力追求“理想的政策”，而由于美国的民主缺乏效率，我们只能追求“次优”的政策。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究竟是什么将中国和日本联系在一起。正如《华尔街日报》编辑最近提到的那样，日本的经济在增长时，日本政府的规模较小；而日本经济衰退时，日本政府的规模正在增长。在1984年，从政府的开支和税收看，日本政府的规模在排名前23位的发达国家中大概是最小的。从九十年代早期开始，当日本的“十年衰退”开始时，日本正在追求凯恩斯主义的大规模消费狂潮，政府的规模也增长到了欧洲的水平。
中国则走了相反的道路：从只有教条共产主义和封建主义才能创造的赤贫开始，中国实施了基于市场的改革，使成千上万的人脱离经济困境。而当弗里德曼和Fallows等人审视这两个例子时，得出的奇怪结论是：成功的秘诀是更多地采取国家主义，失败的根源是更多的自由。
中国仍然存在巨大的问题，许多问题并没有反映在GDP增长率中。而且，由于中国缺乏民主、舆论自由以及法治，我们将无法获知到底存在哪些问题，直到问题全部暴露出来（中国人也无法知道）。
但所有这些都忽视了最关键的一点——经济“竞争力”只是个骗局！它假设：当其他国家都繁荣时，美国会没落，这是无稽之谈。如果中国工人的人均富裕程度能达到日本工人的水平，这对美国来说将是一笔经济上的横财。相反，如果明天中国的经济崩盘了，我们将在竞争力上“取胜”，但在经济上遭受损失。崇拜竞争力只是经济计划制定者和崇拜他们的专家们为证明其野心的正当性而使用的诡计。
【作者为美国企业研究所（AEI）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