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以往多年积压的案子进行甄别审查，自然也包括因“九一三事件”倒台的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等人。显然，这是自毛泽东死后，中共中央试图以新的眼光、角度重新审理过去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为平反、昭雪或妥善处理这些案件做好组织准备。对当年遭受迫害和冤屈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件好事。邱会作的回忆里涉及到中纪委是如何进行审查的。其中，中纪委既有较为求实的一面，也颇有一些难言之苦衷，有以下几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和认真思考。
（1）谁都可以揭发，但是不许碰周恩来
中纪委的审查小组要求邱会作揭发那些被打倒的人，包括林彪、叶群、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同时也要揭发“四人帮”，另外，还要交代自己的问题。然而，中央里只有一个人是不许碰的，那就是周恩来！邱会作说：“对于周恩来，定下调子是‘好人违心地’做事，原则上不许提及。我和周恩来关系亲密，他交我办的事实在太多了。我在回答讯问时，只要一提到周恩来，办案人总是显得很紧张，有很多事不敢记录。而对于林彪、陈伯达、黄永胜等人，他们则认为是‘坏人干坏事’，揭发要多多益善，错了不要紧，还表扬你态度好呢！”“我在写材料的时候，对其中涉及周恩来的一些事进行了‘善意’的保留。我想，当时的证人证据那么多，现在党中央里知道周恩来在文化革命中真实地位和作用的大有人在，我只不过不想让有些事从我嘴巴里说出来罢了。”（页772）
笔者认为，从中纪委的态度来看，他们虽然开始时也许确实抱有良好的愿望，希望将问题搞清楚，但是他们却“先天不足”，在审查刚刚起步时就自我设限，这样也就不能指望他们在很多关键问题上能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这里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首先这个限制来自中央最高层，并非这些基层工作人员所能掌握，周恩来文革当中实在有太多的“可议之处”，如果细细翻老底，周恩来的陋行岂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邓小平、彭真等人要全力维护周恩来的“圣人”形象，自然不喜欢人们揭发周恩来的黑暗面；其次，文革中被打倒之人多被认为犯了滔天大罪，是戴罪之人。以林彪事件而论，林彪与军委办事组诸人早被彻底污名化，尤其是那些“阴谋政变”、“另立中央”、“篡党夺权”等罪名已被广大民众耳熟能详。以中央的观点而论，这些人只能老老实实接受中央的审查，岂能另搞一套，以周恩来为挡箭牌为自己作辩护？所以，当邱会作叙述军委办事组是如何抵制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时，中纪委高官竟然不想听，甚至深感不耐地说：“你们有这种觉悟吗？”如此这般搞审查，其结果也就不难想像了。
（2）关于医疗整人的问题
文革中不少军队高层人物受到残酷迫害，由于医疗为政治服务，不少人未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或身残或病故，其中几个重要人物就包括：罗瑞卿、贺龙、陈毅等。以往官方出版的人物传记、党史教材和一些稗官野史都异口同声说，那是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因此这也是中纪委审查的一个重点。邱会作的回忆对这些问题的澄清至关重要。
邱会作回忆说：“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后，全国进一步混乱，北京医院、协和医院近乎瘫痪，周恩来不得不对中央的医疗做新的布置。1967年5月间，周恩来召集一些人开会讨论医疗保健工作，决定了几条，主要是：1、成立中央医疗小组。成员有周恩来、我、汪东兴和医疗专家吴皆平等人，周总负责，领导中央保健工作。2、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改为以解放军总医院为主、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共同承担。3、对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受审查的人的医疗，周恩来亲自管理。”（页796）有关罗瑞卿和贺龙的问题，笔者在另一篇《邱会作回忆录》述评一文中作了论述，此处不赘。下面专门谈一下陈毅的医疗问题：
陈毅问题。邱会作回忆说“接到陈毅要回来检查的要求后，即按规定向周恩来报告了，履行手续要个过程，但还是较快获得批准。陈毅手术时，总医院很重视，院领导守候在手术室外。手术中切除盲肠时，意外发现有癌变，医院很急，立刻从手术室打电话到人大会堂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命我从那即刻赶赴现场。我还在路上，医院已经拿出了‘切除一段肠子，今后保守治疗’的方案，并用电话请示周总理得到批准。我到时，手术已经继续进行了，我陪着陈毅夫人等候到手术顺利完成才离去。”“陈毅手术以后，叶群那有问候，周恩来处处关心，我又亲自去慰问，总医院敢对他不好吗？陈毅住在高干病区里最好最大的一种病房。……
陈毅手术后不注意‘忌口’，引起伤口感染，又进行了修补手术。为此周恩来爱惜地说他‘贪吃的毛病不改’。陈毅手术后，我特别交待医院要精心护理。陈毅感慨地对我说：‘总医院对我是照顾到家了，吃得比我家中还好！’陈毅病情稳定后到北戴河疗养，只有林彪、陈毅、聂荣臻三个元帅在那里休息，总医院有专门医疗人员为他们服务，怎么能说照顾不周呢？”“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总医院里对任何人想搞‘医疗整人’都不可能。因为：1、总医院医疗制度很严格，文化革命中也没有乱，高干病房里每个手术、用药处方都要多人讨论并由主管医生签字。若有新医疗方案，要报上级审批。2、有优秀健全的医护队伍。只有上下几代无‘敌属’关系、技术精湛、品德好的医生才能入选高干病房。陈毅的医疗除常规手续外，还要经他从北京医院带来的‘自家医生’认可，绝无疏忽的可能。3、陈毅治病，始终由周恩来直接过问，医疗方案须经他亲自批示同意，方可施行。周恩来还多次询问过医生治疗情况，他对陈毅感情很深，非常爱护。”（页798－800）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医疗问题，如徐海东、傅连璋等人。中纪委审查组最后对邱会作说：“徐海东医疗的事不再问你了，另外，傅连璋的死与你也无关，撤案！”（页801）可以说，从医院、护士这一方面来说，绝对不存在“医疗整人”的问题。罗瑞卿、贺龙、陈毅等人的治疗都是在周恩来一手掌控之下。如果说他们这几个人的治疗有了问题，也只能归结到周恩来身上。与医院的医护人员无关。
从邱会作的回忆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重要的中央专案都是掌握在周恩来一个人手上，其他人回忆，如吴法宪、王力等，也都证实了这一点。换句话说，文革中很多老干部惨遭迫害，周恩来作为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说决策人是毛泽东的话，那么周恩来就是最主要的执行者。如果说，毛泽东对此要负最主要的领导责任的话，那么周恩来就要负最主要的执行责任。邱会作说：“如果军队抓人，只能关进北京卫戍区。能够把人关进秦城监狱里的只有周恩来、谢富治、汪东兴，一定要有他们的批示才行。”（页801）
不少老干部文革后都曾回忆起周恩来对他们是如何关照的，似乎在他们落难时，周恩来都曾伸过援手，但恰恰也是周恩来这位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负责人将他们送进大狱、或卫戍区。或许周恩来曾在事前或事后对这些老干部表示过某种程度的关心，但是依然不能解脱周恩来本人应负的责任！即使国内党史学界那些大力为周恩来辩护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确做了许多“违心的事”，说了许多“违心的话”。那么人们是否可以用“违心”这两个字来掩盖、抹煞了周恩来所起的真实作用吗？难道可以将这些罪责转嫁到他人身上吗？此外，医疗为政治服务原本就是中共的政策，中共高层概莫能外，周恩来后来被诊断罹癌，毛泽东不也是大搞“医疗为政治服务”，阻挠周恩来的及时治疗吗？因此，中共体制决定了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都要让位，医疗也不例外。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被打倒被专政的人有病也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只能被迫等死，刘少奇、贺龙就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
至于罗瑞卿、贺龙等人的专案以及关押期间的审讯、医疗更与林彪无关，如今的那些党史教材和官方出版的人物传记将专案、医疗等迫害人一事简单地归结到林彪和“四人帮”，实乃有意放过真正的责任人，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而已。
（3）中纪委的审查为何最后不算数？
应该说，中纪委的审查在开始时还是较为客观的和讲究实事求是的。邱会作回忆说：“他们一改1971年中央专案组的方法，不是把“九一三”硬裁到我的头上，当作审查的起点和要害，而是从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开始的。他们把要审查的内容分成了三个大单元：文化大革命问题；庐山会议问题；“同案人”之间的问题。审查方法是：他们先提出问题；我写交待材料；核实审定材料。如果双方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补充和修改，谈过的东西可以回过头来再谈，写过的材料可以反复修改。他们不强迫我作“完全彻底”交待，只要基本事实搞清楚就可以。我可以提出人证、证物、旁证，他们有时也给我看原始件。双方同意的就定下来，有争议的就暂时在一边放放。”审查组甚至表示：“从材料上来看，你很早就与‘四人帮’斗，特别是和江青斗，为此你受到过打击。现在不同了，你不要怕当反‘四人帮’的英雄哟！”“中央对你抱有希望，审查不是为了打倒你，而是争取你。中央对你没有预定框框。你是最有条件从宽处理的人，党不会轻易抛弃任何一个可以挽救的干部。”等等。（页768、772）
1980年4月中纪委常委万毅专程到秦城监狱与邱会作谈话，表示说：“你被关押的那天说过“三个相信”，相信毛泽东，相信党，也相信你自己。你今天还应该坚持这个信心。你被关了十年了，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的工作，与其说是对你的审查，还不如说是对你的挽救，你的问题会很快得到处理。我看了有关你的大量材料，相当多的事情你已经说清楚了，现在有人看重的是总后死人了。从领导责任上来说，总后系统死的人可以追到你的头上。可是从法律上来说，推给你不合适，也不符合事实，中央决定对此不追究刑事责任。林彪主管军队十几年，你参与军委工作，不能说没有干一点坏事。但是把林彪案全部摊开之后，你的事不仅少，和别人比较起来，有着很大的差别，甚至有本质的差别。”万毅还说：“请你相信，中央对你的问题一定会处理得很好的。中央对你的宽大，对你今后安排之好，可能连你自己都不会想得到。我们要通过对你的问题的处理，让大家看到，实事求是是现在党中央决策的基本方针。我们希望你对自己的前途不要失掉信心。情况会好起来的，以后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页774－775）
但是1980年6月后，中纪委的态度完全变了样。中纪委正式向邱会作宣布“你从一个穷苦农民出身的士兵锻炼成高级领导干部，难能可贵。但很可惜，不能为党工作了。过去我们说过，能够为你争取到宽大处理，会感到高兴，对党也是个贡献。这话绝不是什么手段，而是按照事实和党的政策，说了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话，但是现在无能为力了。一个干部可以有自己的思想，但要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中央对你的政策都向你说了，许多话可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说的，只是向你传递。万毅同志代表中央和你谈过话，相信你心中有数。但事情是变化的，与其有一手准备，不如做两手准备。是否公开采用刑事审判或其他方式，希望你作好思想准备。无论今后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要往绝路上想，要有信心活下去。”正如邱会作所言“因为它已经不是单纯的案子，而是变成了一个政治上要用的工具了。”（页777－778）
显然，中纪委的审查的过程和结果前后矛盾，开始时表示要实事求是，把历史的问题搞清楚，要宽大处理，甚至还明确表示“中央决定对此不追究刑事责任”等。但是后来却完全变了调，强调“要作好两手准备”，也就是不排除“刑事审判或其他方式”云云。为何会出现前后反差如此强烈的结果？据邱会作事后了解，中共中央恢复中纪委时，是黄克诚出任中纪委常务书记，而黄克诚是一个实事求是、敢于坚持自己主见、敢于说真话的人。但是遗憾的是，他的主张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为党中央所采纳。他刚直不阿的性格曾招来毛泽东的忌恨，这次也招来某些“大人物”的不快，让这位中共党内少有的头脑冷静、思想深遂、经验丰富、胸怀开阔的人很快就离开了中央领导工作岗位，让他退回家里过早地“休息”了。
另据笔者所知，黄克诚曾在中纪委审查后曾提出，黄吴李邱四人应该免予起诉，无罪释放。但是黄克诚的设想立即被邓小平所否决，邓让彭真出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王鹤寿任中央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领导小组副组长，实际上架空了黄克诚。邓小平就是要将党内矛盾和路线问题变成刑事犯罪问题，以法律手段解决解决党内争端。所以，即使中纪委的审查工作将整体事件调查得较为清楚了，但是在政治决定一切的前提下，他们依然还要不顾基本事实硬往刑事犯罪上面套。这也是为什么有了“两案”的审判和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