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近又遭遇了一场尴尬：5月9日，在与中美战略会谈同时召开的一次中美智囊研讨会上，北京智囊俞可平表示，中共政府对新加坡模式非常有兴趣，理由是新加坡能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政治上一党长期执政。但新加坡大选后的政治变局却表明，中共心仪的新加坡模式不再受该国民众欢迎。新加坡首任总理、国父李光耀与二任总理吴作栋5月14日宣布离开内阁，辞去内阁资政一职。他们作出上述宣布是迫于形势，因为他们的人民行动党取得了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最糟糕的选举结果。
李光耀退出政坛，使新加坡选举成为一场没有输家的选举。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热议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由于这“四小龙”当中有仨与华人有关，有人很生动地总结了三地华人政治特色：香港是港英政府治理，有自由无民主；新加坡是威权政治，无自由有形式上的民主；台湾虽然自由民主二者兼有，但草根特色太强。香港由港英政府治理，其经济成就让中国人不便寻找背后的政治原因，但台湾与新加坡经济高速成长的政治动因却是热门话题。因为两地都是华人（或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到了台湾政党第一次轮替以后，北京对台湾民主已经不再有任何兴趣，学界也不再提“台湾民主化经验”。取而代之的是对“新加坡模式”的讨论。
北京青睐新加坡模式的理由也很充分：新加坡华人占四分之三，其国父时常提及东亚价值观和儒家文化——李光耀崇孔尊儒可不是说着玩的，我曾去过山东泰安与曲阜，当地官员告知，李光耀先生经常到圣人之乡参拜孔圣并朝泰山，有段时间每年都去。2003年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创立，与会者一致推举李光耀为首任名誉理事长，这表明国际儒学界对于新加坡成功实践儒家治国之道的赞赏与肯定。于是国内一些学者尤其是儒学学者认为，新加坡的公共政策体现的正是儒家治国之道，是中华文明精华在现代社会的发扬光大——咱们华人与西方文明扦格难入，但与自家祖产儒家文化总能水乳交融吧？
尽管新加坡经验被解释得天花乱坠，但北京真正感兴趣的却只有一条，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继续保持一党执政。西方社会成天在嚷嚷“经济市场化必然会促进政治民主化”，虽然未成为中国的现实，总不免让北京有点忧患意识，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怎么办？于是如何成功地取法新加坡模式就成了北京心中的头等大事。不断派遣各种官员代表团前往狮城参观学习。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中国始终在学习，而且形式上学得很认真，如新加坡经济起飞依赖转口贸易，中国则成为“世界工厂”。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政府鼓励外国投资、提倡出口经济，高速发展电子金融产业；中国现在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头号引资大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电子产业暴跌，新加坡经济受挫，立刻将推动经济增长的目光转向了旅游服务业，并发挥地理优势，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一个世界首选的会议地点”。这一招非常成功，7000家跨国公司选择新加坡作为营运中心，其中4000家将管理全球和区域业务的总部设在新加坡。中国也照猫画虎地大力发展旅游业，几乎每个有点历史来头的县市都将旅游作为支柱产业。只是效果不佳。
但新加坡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经验，以及政府的廉洁，中共政府几乎未曾学到什么。新加坡执政者在处理政府与资本及人民的关系上做得很不错，在亲商与重民之间实现了平衡。既重视资本的作用，注重发挥商人与企业家的社会功能，所谓“工业园区”就是新加坡的经验。但新加坡政府也很注重民生，从独立以来，政府围绕着“居者有其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社区建设、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环保和义务教育等等。而中共政府的腐败已经成了政治之癌，在资本与人民之间，几乎一边倒地选择了偏向资方，肆意剥夺工人权利，导致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其赖以生存的土地更是受到政府的肆意剥夺。至于社会福利方面，至今仍然是党政事业机关干部享有的特权，民众的福利一直处在待建立过程之中。
北京心仪的新加坡模式，其实早已出现一些问题。尽管人民行动党在掌权的50余年当中，很好地履行了与人民之间的“面包契约”，以经济发展作为确立政治合法性基础并取得选民支持。但新加坡政府的严厉控制舆论，尤其是不允许任何批评李氏父子的言论出现，人民宛如关在金丝笼里的小鸟，生活无忧但却没有言论自由。此外，李光耀俨然一位穿着西装的现代皇帝，隔代指定儿子当接班人这种权力世袭现象，很容易产生利益固化。如此种种，早在民间引起不满。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民心、民意、民情和民气都和以往大不相同。这当然不是新加坡独有的问题，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年轻人对政治的热情及参与愿望、网络社交媒体的作用等因素，几乎是今年北非、中东诸国发生变革的共同诱因。北京心仪已久的新加坡模式也不再适应今天新加坡人民的要求了。从新加坡这次大选过程当中，可以看出民主理念与民生课题的角力，简单的民生诉求可以转化为对政治制衡理念的追求。新加坡《海峡时报》在政府面前如同婢女，这次大选后，该报前总编辑林廷龙终于敢说出：“我们（国家）尽管已经独立了46年，而今年终于庆祝21岁（投票年龄）生日了。”
北京应该学习的经验其实不是业已成为昨天黄花的新加坡模式。此时此刻，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开始尝试为权力的和平转移构建条件，实现执政党与人民的双赢。无论如何，李光耀等两位资政的辞职虽属情势所迫，但毕竟不失体面，远比本•拉登、穆巴拉克等同代政治强人以荣耀始、以耻辱终，家族财产难以保全的结局要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