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六四民运22周年，因为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使得今年的六四纪念有特殊意义。
由突尼斯一名小贩自杀引起的“茉莉花革命”，在短短几个月中席卷中东、北非多国，导致突尼斯和埃及等国政权更迭。
这一巨变给许多非民主国家中追求民主自由的公民带来希望，同时也使那些国家的统治者提高警惕，增强了对异见人士的控制和镇压。
在香港的著名社会学学者丁学良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认为，中国的情况及其相似。
他认为，在1989年民运后好不容易控制了局势的中国政府，会从宏观角度把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与当年的六四作对照，警惕中国再次发生类似的街头革命。
六四影响依然深刻
然而，在数个星期天的十多个城市的“茉莉花散步”行动被警方强行压下之后，茉莉花在中国算是凋谢了。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没有像埃及和突尼斯那样出现由民众的大规模行动实现国家政权和政治的变革，不仅因为当局的各种严厉防范措施，也由于整个社会条件不充分。
从1989年的六四到现在，中国大陆在二十多年中起了巨大变化，尤其在经济发展和国际交往方面。所以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现在再重提六四，意义已经不大。
丁学良教授反对这种观点。他说，过去几年中的IT信息高速通道的飞速发展， 使当年没有目击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人，甚至当时还没有出生的年轻人，从这些新媒体上了解到六四的真情。
此外，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贫富差距却加速拉大。许多没有或很少获利的老百姓，这些年来积累起不少愤怒情绪。
丁学良教授认为，正是以上这两个原因，使得八九民运和六四精神在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现实中，仍然有着深刻和重要的影响。
精英还是草根
中国没有发生、在近期内看来也不太会发生“茉莉花革命”，使得“中国变革的最大可能是自上而下的体制内精英带动草根变革”的观点有了更多支持。
丁学良教授表示在很大程度上支持这一观点，他说，如果希望在共产党领导的体制内有重要政治变革的话，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统治阶层内部。
但他同时也补充说，不能忽视社会基层公众在生活中积累起来的不满和愤怒等激进情绪，正是这种情绪推动了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一个人或一群人冒着政治风险去推进政治改革。
尤其在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被当局严厉禁止的一党专制的国家，外界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看不到反对运动有一种固定的结构，就会更多的寄希望于体制内的民主支持者带动变革。
但是丁学良教授提醒说，也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就是尽管没有结构性的反对组织，但在国际国内形势和各方条件成熟之际，民间不满情绪会演变成大规模街头运动，导致国家政治大架构被推翻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