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大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美国托列多大学经济学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张欣）
2011年5月
文革时期的街景（网络图片）
大跃进和文革对中国经济造成的破坏严重程度，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大跃进时饿殍遍地；文革期间工厂经常停产和怠工。文革末的1976年，城市居民通常是一家5口挤在十几平米的一间房，消费品生活工业品全面匮乏：粮食副食品、棉布服装、消费工业品全部低水平配额供给。农村2.5亿人即1/3的人口甚至没有温饱。因此华国锋和邓小平在1978年说，文化革命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不过，近来一些歌颂文革的文章对此予以否认。这些文章争辩说，中国经济在文革时期仍然是蓬勃发展，文革十年经济一共还增长了57%。在此期间，中国造出了卫星，钢煤油产量增长。有一篇文章还以1956－1976年之间，农村挖了很多土方量来计算，说是比1200个改革后建设的三峡工程的产值还伟大。
通常，这些歌颂文革的分析非常不专业，缺乏最起码的经济学和统计学常识。有些连工农业总产值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区别也没搞清楚（工农业总产值中包括了重复计算的中间投入）。更不靠谱的有篇文章，为了否定改革三十年，用文革期间的农村挖土方运动来证明经济有增长（那大跃进的大炼钢铁的铁疙瘩都应该算入），从而得出，“70年代平均每年的GDP为228.48万亿元，是2007年的9.26倍”（比美国70年代的GDP还多几倍）[1]。这些写作太搞笑，不值得这里讨论。
学术上值得探讨的是，文革10年即1966－1976年之间；或者更长一些，从市场经济被农村合作化和城市公私合营运动取代到毛泽东去世的被称为左倾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1956－1976年的20年时期，中国经济到底增长了没有？人民生活到底改善了没有？如果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确实，经济增长了；可是，为什么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普遍感觉是，1976年的生活比1966年，或者比1956年要差很多呢？
这个增长和贫困化同时存在的似乎矛盾的相悖现象，在比较经济学上称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贫困化增长”病症。英语为immiserizinggrowthunderaplanningsystem。这个“贫困化增长immiserizinggrowth”的术语，原来还是从马克思论述经济发展中工人绝对贫困化的德语术语中借来的，不过造成的原因却大相径庭[2]。这个理论的大致意思是，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偏好而不是消费者偏好来决定资源分配，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政府的偏好是发展重工业品军事工业品和追求高速“增长”，而忽视人民需要的生活消费品。政府的计划价格日益脱离实际的供求关系，越来越扭曲，其中重工业品军事工业品的价格过高，而人民生活消费品价格偏低。每年政府计算产值时按照这个扭曲的计划价格和权重计算，结果统计上夸大重工业部分从而夸大增长率数字；而消费者实际生活水平的增长有限，甚至是负增长。举个通俗例子来说，比方说计划价格下，一颗原子弹的价格是30亿元，一斤米0.12元。那么多造一颗原子弹，统计上胜于大米产量250亿斤。250亿斤粮食，按当时粮食定量，等于7千万人一年没一口饭吃。显然这是集权计划价格，而不是老百姓消费者愿意接受的比价。这种统计错误在市场情况却不会出现，这是因为市场价格必须不断按供求关系调整，必须符合消费者支付意愿，反映消费者偏好、反映商品给居民带来的实际效用价值，实际幸福感。
图1是该理论的图解说明，有基础经济学训练的同学都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假设我们1966年生产可能性边界是PPF1，有生产点a，到1976年生产能力发展到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PPF2，有生产点b。按照起始的固定价格，国民生产总值从GDP1增长到GDP2。但是，可以看到，从代表居民实际生活水准的效用来说，无差异曲线从1下降到2，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即人民被绝对贫困化。在左倾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20年时期，虽然我们看到了钢、煤、油、军工等重工业品的增长，但是也看到了很多消费品方面的下降，其中人均居住面积从1949年的4.5平米下降到1978年的3.6平米，人均粮食产量从1956年的620斤下降到1976年的615斤，和人均棉花产量同期从4.7斤下降到4.4斤。[3]这就提示在左倾时期人民被绝对贫困化的可能。虽然一些单项商品的下降还不足以得出最后结论，但是我们可以用更综合的方法来推算这个时期人们实际平均生活水准的变化。
从图2可以看到，用终期市场价格计算出来的GDP值正确显示了对消费者和居民的效用价值。在生产点b的被消费者认可的市场价格是无差异曲线在b点的斜率。有经济学基础的同学可以看出，按照该市场价格计算的GDP正确指出，在被贫困化的生产点b的GDP相对a点来说是下降的。（图2）因此，要真正计算出人民生活在文革期间或者在1956－1976年左倾集权经济体制期间是否改善，我们需要将在b点夸大的扭曲的计划价格还原到被消费者认可的市场价格上。然后用这个纠正的价格来计算人均收入的增长，方能正确显示这段时间里人民生活到底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
按照这个思路，用现有的数据和方法，我们推算这个真实GDP值在文革期间的变化，从而知道人民是否被绝对贫困化了。这个推算必须考虑下列几个因素。第一，由于人口的增长，衡量人民生活水准要用人均国民总值，而不是笼统的总值。第二，要参考终期的市场价格，即消费者认可的，反映真实生产机会成本的，市场供求均衡的1976年的价格。这里我们可以参照70年代后期的国际价格，将总值换算成美元，剔除人民币官方汇率高估的部分，来计算做到；第三，考虑期间通货膨胀因素，要去除通胀的影响。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的数据和推算的结果如表1。表中数值的第1和第2栏是国家统计出版社出版的相关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按照这些官方数据，在左倾中央集权计划时期1956-1976年的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GDP分别增长了186.4%和91.5％。在文革动乱10年期间，也有57.6%和24.4%的增长，虽然比改革后低很多，不过还是增长了。
不过，如前所述，即使这些统计数字其它方面没有虚假和水分，它们还是从扭曲的计划价格出来的，可能造成贫困化增长的相悖现象。因此要知道是否人民生活真正改善了，我们还要纠正同期的计划价格扭曲问题，因此要将人民币值按均衡汇率换算成不变美元。第3列是人民币兑美元的官方汇率。官方汇率是高估的，这从70年代外汇短缺，外汇市场上黑市是1美元兑7到10元人民币可以推知。不过因为那时黑市很小，也没有可靠的黑市汇率统计数据，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用黑市汇率来替代均衡汇率，而得另外想办法。现有对中国汇率的研究文献大部分这么认为，人民币严重高估是从1973年开始的：“从1973年起，…，我国国内，商品价格逐渐上涨，人民币对内价值下降。但此时，人民币的对外价值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这一高估表现在人民币汇率水平低于平均出口换汇成本。人民币汇率的高估严重地妨碍了我国商品的出口。”[4]同文透露1978年的全国平均换汇成本为2.53元兑1美元。因此，我们可以推算，在73年以前，用官方汇率；73年到78年，用2.53元兑1美元的平均换汇成本，来做换算大致可以接受。这些汇率列在表1的第3第4栏里。表1的第5栏我们将此换算成美元的名义人均国内产值，但是没有剔除此期美元价格隐含的通胀。表1的最后一栏，第6栏，是将名义人均国内产值(美元)除以同期的美国GDP价格指数（按照2005年价格）后，得出的真实人均国内产值。这最后一栏反映了同期真正中国人民生活水准的变化。
可以看到，在左倾中央集权计划时期1956-1976年的20年期间，人民生活水准下降了约10％。而在文革动乱10年期间，全国人民生活水准平均下降了30%。这个结论，和华国锋邓小平的“文革使全国经济濒临崩溃”的结论一致，也和当时一般人们的直接感受一致。
有同学可能会问如果不用市场汇率而用购买力平价换算，是否更科学一些。实际上两种方法和我们结论没有关系，关键是口径一致。本文是研究在同一国家（中国）的不同时期的相对变化。因此，只要用同一口径换算，相对变化的结果是一致的。就好像是用国民生产总值还是用国民生产净值来计算经济增长，只要口径前后一致，不影响结论。（另外在实际操作上，因为没有同期的购买力平价的数据，因此实践上也不可行。）
总而言之，在左倾集权计划经济的20年和文革10年，表面上看来经济是“增长”了，但这是因为使用了消费者不承认的扭曲的计划价格造成的夸大结果。如果将价格扭曲部分剔除，按照消费者认可的价格或者说对消费者的效用来计算，在此期间中国人均收入实际上是下降了，而且下降的幅度非常大。也就是说，这个文革10年或者左倾集权计划经济的20年期间，人民被绝对贫困化了，生活水准恶化了。
注1：
1.苏拉密，《毛泽东时代的GDP估算》，原载乌有之乡wyzx.com
2.Chang,GeneHsin,“ImmiserizingGrowthinCentrallyPlannedEconomies”,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Vol.15,pp.711-717,1991.
3.1949年和1978年的人均住房面积数据来自，武力和肖翔，《1949～2010年中国城市房地产的变革与发展研究》，文章中没有1956年和1966年的数据，但是统计显示1957年之前有大量住宅投资，而58年－1976年几乎停滞。因此推算，左倾集权计划体制20年中，人均住房面积下降的速度可能还大于49－78年的幅度。粮食棉花人均生产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4》.
4.“人民币汇率历史演变”，网页：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423/15/1133289_111769486.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