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人民没起来保卫苏共，各级党组织没抵制，军队也分裂和倒戈，因苏共已名誉扫地。后来查封苏共各级党委竟未遇到一次有组织的抵抗，被它代表的人民群众不是隔岸观火，就是幸灾乐祸，甚至直接加入掘墓人的行列。有人指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把苏联引向了死亡。缪矣！把主要责任推到戈氏一人头上能行吗？似乎不能。其一，归根结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不是某个“叛徒”和“坏蛋”，否则，岂不是抬高了戈氏的历史地位。其二，苏共作为一个大党，有一整套的选拔干部的机制，怎么会搞来搞去选一个自掘坟墓的人。况且，1985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推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时，认为戈氏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葛罗米柯还盛赞戈氏“精力充沛，党性强和经验丰富”。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若没有戈尔巴乔夫，苏共和苏联历史又会怎样呢？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某个人仅凭个人的能量和威望就能改变社会形态。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
事实上，戈氏的前任，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到契尔年科，都程度不同地搞过政治、经济改革，意图惩治贪腐、提高效率。然而前苏联体制的“紧箍咒”摧毁了他们的努力。旧体制下的各种潜能全部用尽，问题不见解决反而却越积越多。到戈氏时，他在经济领域已无“革”可改。这才迅速转向了“政治改革”。因此，与其说是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引向了死亡，倒不如说是那些死抱旧体制不放的前任们早就为苏联铺好了通向死亡之路。如果说苏共垮台是改革的结果，不如说是苏共没跨越腐败陷阱，割断与人民联系，在人民不满和冷漠中失去支持，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第一章
早在列宁时期，苏维埃国家官僚化过程已经开始。斯大林上台后，强化了官僚体制，建立起一种盲目服从上级的“等级制度”，并赋予各级官员种种特权，在庞大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个被称之为“官僚特权的阶层”。
列宁死后，也就是说从30年代初期开始，人们便大规模地为斯大林盖“专用别墅”，并且毫无限制地用公款来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华生活”。斯大林手下的人仅为他在南方就“建过好几座别墅”。管理着斯大林家庭生活的国家雇员开支这个家庭的生活费用“简直是把政府的钱往阴沟里倒！”斯大林晚年时餐桌上必须放着应有尽有的美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二十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名二十四岁的中将。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立即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阿利卢耶娃说，他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边的机会，“没有什么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因此，钱的问题是不在话下的”。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即令其中有的“在豪华上要差得多”，“没有像一位部长那样生活”，但是如果科学院的研究员“见了他的套间房子和乡村别墅，是会眼红的”。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之外，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己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为他们的近亲远戚，搞豪华生活”。
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其所着《克里姆林宫内幕》一书中提到，“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固定，执政党领导阶层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了。”“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时却开始尽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优待和特权制度”。在20世纪初还只出现在比较狭小的领导集团小圈子里。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从中央到地方的逐渐扩大、确定和固定下来，而这些机关又不断补充进来愈来愈多的“新人”，这些“新人”也为自己要求相应的权力，和“要求给予他们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大的特权”。于是，“开始为党政官员的最高阶层建造住宅大楼，在各个部门开办克里姆林食堂和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所谓分支。所有人民委员部和其它相当有权的机构，首先当然是国家保安机关，也开始建立同样只供指定的少数人使用的内部食堂、商店、小卖部、医院、疗养院和休养所。这就无形中脱离了普通老百姓，并且越来越出格”。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这位部长月薪是27000卢布，据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除此之外，还得一个“红包”。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么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关于这个“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对一位采访者也曾谈到过。他在谈话中不仅证实了这种“红包”制度确实存在过，而且指出这一制度是在大战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队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
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腐败在制度僵化、政府垄断权利、瓶颈众多的情况下特别猖獗。在计划经济下，许多价格都在市场竞争的最低水平之下，它提供了把收受贿赂作为分配紧缺商品和服务的条件，市场经济下的合法交易在这样的体制下成了非法的贿赂。除了把商品和服务销售给贿赂付得最多者以外，公务员还回顾以制造更多的瓶颈作为索取更高贿赂的一种方法。比如，官员们会有意拖延，制造麻烦。根本问题不仅是存在着市场最低竞争价以下的控制价格，而且是国家官员垄断权力，这些官员不受效率更高、价格更低的竞争产品的威胁。
整个前苏联集团的经济状况给了官员一种动力去利用职位谋取个人利益，也给了其客户行贿的动机。因为僵化的制度没有得到公正的法律制度的支持，所以腐败十分普遍。相反，高层特权人物行使着最高权威，他们经常会有理由凭借自己的权威更改法律规定。下属人员无法通过诉诸法律来抵制上司的要求。这个制度不仅僵化，而且独断，其本身要求的不合理性使得所有人成了违法者。人们在腐败交易中串通一气成了社会控制的一种方法。审理腐败案件被用来惩罚持不同政见者，而不是用来提高政府官僚机构的运转效率。
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纷纷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1962年5月19日的苏联《红星报》报道，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3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卢布。另据1962年5月18日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它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据1963年10月20日苏联《消息报》和1964年第12期的《消息报•星期副刊》报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通过贿赂，获得了58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同52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300万卢布。
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斯大林时期的官僚特权尚属一种体制惯性，而吸取赫鲁晓夫下台教训的勃烈日涅夫则有强化特权换取拥戴的政治自觉。他制定一系列强化特权的条例和规定，将官僚特权系统化、合法化。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据俄国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第二章
勃列日涅夫掌管苏共大权后，对干部队伍提出了“稳定”的口号，随着时间的推移，负责的岗位事实上都成了终身的岗位，而官僚们成为不可替代的人。很多州委书记、部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占据职务达15－20年之久。他们享受高水平的生活和各种特权。这种对干部地位和待遇的充分保证和实际上的终身制，不仅使许多干部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助长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习气，更严重的是使相当一部分干部有恃无恐，胆大妄为，公然地以权谋私，导致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勃列日涅夫为苏共当了长达18年的家，不仅党内高官腐败泛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都身陷其中。
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间，苏共党内风气的败坏和各级官员的种种腐败事件广为流行，贪污受贿、任人唯亲、盗窃国库等毒素迅速蔓延，不仅党内高官涉嫌腐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也都身陷其中。例如，谢洛科夫在当内务部长的17年间，实际上将内务部第一大型国家别墅和曾作为内务部迎宾馆的第八国家别墅据为己有。他还在赫尔岑大街24号占有一套很大的公寓。这两座国家别墅和公寓里，存放着谢洛科夫及其家人的大量私人财物。在其中的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一张迭一张地堆放了七层；而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都放在了床底下。身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丘尔巴诺夫，勃列日涅夫的驸马爷，在几年的时间里，贪污受贿达654200卢布，约合美元105万。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勃列日涅夫庇护下的犯罪，成为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效法的榜样。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里的贪污腐化问题越来越恶劣了，“渔业案件”、“索契案件”、“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不想或反对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它（至少是这一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在主观上并不想直接搞垮苏联和复辟资本主义，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但正因为这样才为以后改革的夭折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正像前苏联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阿•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
从八十年代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1988年又通过企业法等文件。这个时期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作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官僚支配。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是权贵阶层得以发展并取得财产支配权的基础，有了超常的高度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同时，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有了超常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而且，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等。“人们委托我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当时一些青年干部的口头禅。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但这个时期他们还不具有阶级属性，而是苏联制度下的权贵阶层，是对人民财产获取的特殊占有形式，即隐性占有的方式来积累资本的。可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一阶段，前苏联权贵阶层的演变进入加速阶段，以通过权力支配国民财富，对国有资产的隐性占有、权力人格化为基本特征。
第三章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揭露的特权现象要严重也具体得多。叶利钦在他的书中指出，在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苏联解体前夕，各级干部在生活上享受某种等级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据他说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约有4万，而又有等级之分。例如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些的头头们，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如果到了部长尤其是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叶利钦把这叫做“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他说这时就可以享有一切，“进入了共产主义！”他还讽刺地说，由于现在人们需求的胃口都很大，因此在苏联“暂时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以自己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时的特殊生活待遇为例，描绘了这种“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情景。他以别墅为例。“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这个别墅在我之前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后来，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别墅，他就搬到那儿去了。”“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
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它东西。”“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l个清洁工，还有1个花匠”。
叶利钦在书中还谈到地方州里和莫斯科市的特权现象。由于叶利钦本人先后担任过一个州委的第一书记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因此他提供的材料看来是比较可信的。关于州里的情况，他说，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当你想让全州的人们都过得更好，“都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个州委第一书记会感到权力不够用。但是如果你想为谁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是给人一点别的什么好处，那么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就会显得“巨大无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他并且认为，“这种情况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
权力特权化: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①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②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它商品。③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④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⑤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⑥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产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公仆官僚化。即官员变成高高在上，凭发号施令过日子的官僚主义者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沾染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毛病，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年复一年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在我国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以至“在我们的管理机构内就出现了稀奇古怪的‘势力范围’、‘个人领地’，其为首的都是‘自家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
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别是在七十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依靠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成为官商合一。“在公司成立初期，他们不用掏一个子。”“他们同党政机关的关系比法定的资本中的控股股份还要值钱。”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第四章
70年代末，苏联出了一部名曰《恶风》的小说。这部小说以一个真实事件为原形，描写了一群苏共高干利用职权贪污腐化、和走私集团相勾结盗窃国家珍贵物资、走私谋利的丑剧。书名《恶风》意在抨击弥漫苏共官场的腐败之风。该书一出，中国如获至宝，立即全文翻译，作为反苏宣传的左证。同样是那个时候，苏远东空军中尉别连科驾米格25叛逃日本、转到美国后，撰文揭露苏联军队中的腐败。他指出：在苏空军中，有军官盗窃珍贵的航空燃油贩卖黑市谋利，还有军官假造军营绿化成绩，竟令士兵砍下别处的树木移植到上级视察将要经过的道路旁，以讨好上级。中共予以全文转载。
中国全文转载的、揭露苏军队、司法机构腐败的较著名的案例还有：
80年代初，苏侵阿部队中，有军官将运送阵亡军人遗体的棺材“偷尸换毒”，装入海洛因运回苏联，再走私到西欧谋利。
84年，一名喝醉酒的KGB军官被4名普通公安（苏称民警）误抓，后被刑讯打死，苏共“纠正错误”后，4名公安，两个被判枪毙，两个被处重刑。）
当改革大潮来临时，以往人为掩盖着的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后，人们开始对苏共是否还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质疑。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人们开始对苏共是否还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质疑。正像前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阿•阿尔巴托夫所写的那样：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此时的苏联，已走到了因政治上集权不放、经济上又和西方大量来往从而引发严重官场腐败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时期。
正是有此变化，苏联社科院后来的民间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苏共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的占85％。调查情况表明，此时的苏共已名不副实，是个除了代表官僚，谁也不能代表，甚至连自己的党员也不能代表的狭隘利益集团。那些自称“特殊材料制成”的官僚不但养尊处优，还欲壑难填，扩张既得利益，不但将侵吞国有资产形成的“隐型经济”，搞到占GDP1/3的规模，还作了“棉花事件”、“鱼子酱事件”和“飞机事件”等惊天大案；而案值高达80多亿美元的“棉花事件”的牵头者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丘尔巴诺夫不过是一名共青团干部，一旦成了总梳的女婿，不但当上了中将军衔的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还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就是这么一些“宝贝”，把一个苏联搞得乌烟瘴气。
现在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愿意回到苏联时代。即使是经济困难的90年代俄共在选举中从未获得超过1/3的选票，人们对俄共的保留态度是以他们对前苏共的不信任为基础的，俄罗斯人民不愿意做出危及他们政治自由的选择。公共舆论基金会199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91%的人高度赞扬了新闻自由；82%的人支持向境外迁徙和旅行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