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金斯的文章说，“一些海盗攻击行为非常肆无忌惮。Alicia Star号货船运载的香烟在海南岛被卸下来，货船被卖掉，得款给了海南政府。北京试图把这种做法称作合法的‘打击走私行动。’其他一些海盗案例则令人恐惧地想到中国接近于无政府状态。一艘失踪的澳大利亚货轮最终在中国的一个拆船场被找到，拆船的人发现，一个上锁的储藏室里是10个海员的遗体。他们被浇了汽油，活活烧死。”
《华尔街日报》6月3日刊登该报专栏撰稿人霍尔曼·詹金斯的文章，题目是“如何制止中国的黑客行为：提示：记住政府支持的海盗行为在1990年代如何被制服。”文章说，“中国最新一轮的网络黑客行为所针对的不是谷歌的网络安全系统漏洞，而是谷歌客户的可欺诈性，谷歌一定为此感到欣慰，否则就没有人性了。利用电子邮件来针对一个具体的个人，欺骗这个人透露自己的帐号密码，让其他人也可以进入该人的电子邮件收件箱和网上帐户，这种黑客做法的专业名称叫 ‘spear phishing/鱼叉式网路钓鱼。’”
詹金斯的文章说，“谷歌本星期通过其博客发表声明，宣布最新一轮的攻击发源地看起来是中国济南。攻击目标是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中国政治活动家、好几个亚洲国家（大部分是韩国）的军方人员和记者的 Gmail电子邮件帐户。攻击者给被攻击的人传送电子邮件，其中带有附件，里面有一个像是Gmail登录网页的东西，要用户输入自己的密码。这样，用户的电子邮件往来就会传送给中国的间谍或犯罪分子。”
詹金斯的文章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正在进行调查。但谷歌的榜样得到其他公司的模仿或许才是真正有益的。人们已经知道，几十家美国公司也遭受到类似的网络攻击，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公司，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迪斯尼公司。但是，大部分公司对此保持沉默，因为害怕得罪中国。其实，让局面变得更糟的最可靠途径，就是这种沉默。如今全世界已经从先前的一个高度相关的先例得到教训。那个先例就是 1990年代中期南中国海周围地区流行病一样的海盗行为。”
詹金斯的文章说，“那些海上强盗行为的支持者是倒买倒卖的中国军方官员吗？或者，中国军方官员只是对海盗行为视而不见吗？中国中央政府纵容海盗行为，从而在国际海域宣示中国的主权吗？中央政府只是管不过来了吗？人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辩论，但得不出结论，就像如今人们谨慎地辩论在新发生的网络黑客行为中北京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1990年代让局面得到实际改善的是世界各国的船运公司及其各自国家的政府，他们抛弃了胆小怕事的做法，拿出证据来跟中国大声讲理。”
詹金斯的文章说，“当时的国际海事局总干事埃里克·艾伦是一个无名英雄。他在1994年初接受路透社采访，将有关事件公诸世界。他说，‘毫无疑问，这些对公海运行的船只的（海盗）行为是得到政府授意的。’艾伦的话一下子打破了各方的沉默的堤坝。香港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香港积累了很多的证据，但因为即将回归中国大陆，不愿意公布那些证据。在艾伦将有关事件公开之后，香港详细公布了18个月期间的将近50起案例情况，详细到公布参与海盗行为的中国军方船只的编号。”
詹金斯的文章说，“一些海盗攻击行为非常肆无忌惮。Alicia Star号货船运载的香烟在海南岛被卸下来，货船被卖掉，得款给了海南政府。北京试图把这种做法称作合法的‘打击走私行动。’其他一些海盗案例则令人恐惧地想到中国接近于无政府状态。一艘失踪的澳大利亚货轮最终在中国的一个拆船场被找到，拆船的人发现，一个上锁的储藏室里是10个海员的遗体。他们被浇了汽油，活活烧死。”
詹金斯的文章说，“有关国家公开具体提出问题，最终解决了问题，并不是因为北京渴望被国际社会看作是好公民。北京渴望被看作是掌控局面。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当时倾向于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已经无力约束地方的权贵，那些人在国际上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詹金斯的文章说，“在2000年年初，中共政府终于大张旗鼓地处决了13个中国海盗。这些人身穿中国军服，在1998年劫持长胜号货轮，杀死了23名船员。自那时以来，尽管海盗行为依然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印度洋海域，但中共政府所支持的海盗行为不再是明显的麻烦来源。”
詹金斯的文章说，“中国有聪明人，知道这种事情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不原意看到世界上任何船只都可以劫持，船员被杀害，劫持者可以逍遥法外。中国和其他国亚也一样不愿意看到公司的资料被经常盗窃，或者因为害怕国家支持的黑客攻击，没有人可以放心地进行网上交易。”
詹金斯的文章最后说，“粗略地说，北京在现代的统治原则是：在哪些方面最需要让别的国家看到北京现在重新把握了控制权？让网络黑客行为得到北京重视的途径就是毫不客气地、持续不懈地让人注意中国在国际黑客攻击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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