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事件后流亡美国的中国天文物理学家方励之，日前为《纽约时报》书评撰文，评论基辛格的新书《论中国》时，透露了当年六四一个迄今外人仍未知悉的秘密，即方励之本人的“悔过书”。
方励之的文章指出，1989年6月3日，身为中共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下令坦克车和军队开入天安门，以武力方式将和平示威的学生予以清场。他写道：“到了6月5日晚上，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政治参赞薄瑞光Burghardt（现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来到我和妻子李淑娴临时居住的酒店，以美国总统布什的名义，邀请我们暂时到大使馆避难。他说，我们可以随便住多久都可以。但这个问题，后来却成为美、中关系一大摩擦。”
方励之夫妻之后一直匿居在美国大使馆，“直至11月9日，邓小平自己所形容的老朋友基辛格，向邓提到“方励之的个案”。邓小平当时告诉基辛格，他已准备好让方之励和家人离开，将我们驱逐出中国，但美方必须要方励之写下悔过书。基辛格当时回答说，如果方励之事后说是美国强迫他写悔过书，那么情况比他不愿意写还要严重。
方励之又写道：“美国大使李洁明Lilley后来将邓小平和基辛格的对话要点转告给我和妻子李淑娴，当时李洁明表示，悔过书是邓小平放我们走的其中一个条件，李洁明还强调，他只是将信息转告给我，并非要求我写悔过书。我们都是布什总统的客人，有什么样的主人会要求客人写悔过书的？我对李洁明大使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他显然身处一个困境，因为他不能要求我们写悔过书，因此也不能满足邓小平的要求。我告他，请放心吧，邓小平的要求并非那么困难，因为我太了解中共的自我检讨文化，这些恐怕都不是李洁明和基辛格所能了解的。”
基辛格为了推销新书《论中国》，不久前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对毛泽东好强不服输的个性，有这样的形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的混乱与矛盾，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是对“人皆有一死”的反叛。”基辛格又说：“邓小平那一代人以及邓小平本人，才是毛泽东做出恶行，留下永久伤痕的人，邓小平的下一代，开始认为毛泽东出发点是好的，只是一如既往的做过了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