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前经建会主委、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大学经济系主任暨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台湾智库董事长，为台湾经济发展与国际金融专家。
在汇率并非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各国货币已不再单纯是各国交易的媒介和储藏价值的工具，而成为可以投机的资产。Getty Images
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史迪格里兹（J. E. Stiglitz），从学理上批评盲目的国际金融自由化。Getty Images
言论、思想、和宗教信仰等等方面的自由是基本的人权。绝大部分人都不会也不敢反对。这种气氛有时候让人误以为自由经济也是不能反对的崇高目标。事实上和人权有关的各种自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但需不需要自由经济却不是基本价值，而需不需要自由经济的问题是要依学术分析的结果，看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是否更能达到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或目标而定。所以自由经济不能和自由人权混为一谈。而经济科学的分析并没有证明经济上的各种自由都是好的或是必要的。
各种情况有不同的适当政策 经济学未证明自由放任最好
经济分析和经验指出，政府对经济高度干预的计划经济常是有害的。经济分析也指出在某些条件下，个别产品依自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和生产量是最适当的，因此自由的市场机能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常可使经济体系顺利运作而解决很多经济问题。
但经济分析也指出，自由经济市场的运作也常会出现问题，在那些“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恰当的干预可以提高社会福利。麻烦的是政府干预的方法不只一种，用了不恰当的干预政策有可能造成比不干预还大的伤害。事实上大部分的经济学研究都是在分析各种情况下的适当政策，而不是证明政府不干预最好。
这些研究有的结论颇为明确，可以作为政策的依据，也有很多结论不明确或有争议，但众多的研究至少共同证明了一件事：经济学整体而言绝对没有主张自由放任是最好的经济政策。
可惜很多人还是打着经济学的招牌，或者把经济的自由放任误认为等同言论等自由人权，而主张各种经济分析并未证明甚至已明白反对自由放任政策。这类主张有时候甚至是背后有私人利益动机在支持，因此很多不当的事就“假自由之名”而行之。
小事情不谈，做为经济学先进之美国所极力推动的金融和贸易两大国际经济自由化政策，其实就都不正确，甚至可能回头伤害美国自己。本文先谈国际金融自由化的问题。
国际资金若自由移动 小国弱国容易大波动
美国多年来常对外国施压，要求汇率由自由市场决定以及国际资金自由移动两项国际金融自由化。但经济学研究并未曾证明这两项自由化是好的政策。相反地，很多研究早已指出这两种自由化可能造成的伤害。
在汇率并非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各国货币已不再单纯是各国交易的媒介和储藏价值的工具，而成为可以投机的资产。买进可能升值的货币在于货币升值后可获得资本利得，和买卖股票没什么不同。于是国际投机资金也就常把各国货币当成投机炒作的标的。
国际资金大量流入时该国货币升值而使出口及进口竞争产业受到伤害，但股票、不动产市场甚至某些奢侈品市场则得到繁荣。等到国际资金流出，股市和不动产市场崩跌，但已受伤的出口及进口替代品产业却不见得能恢复。国家经济在这种类似泡沫经济的波动中出现很多浪费和伤害，较小或体质较弱的国家因为更容易产生大幅度的波动，因此可能发生更大的危机。这道理一点也不复杂，但多年来美国和国际组织却一直强迫其他国家接受这种国际金融自由化。
1970年代在美国教书的财经六院士（刘大中、蒋硕杰、费景汉、刁锦寰、邹至庄、邢慕寰）即依当时潮流而主张台湾也要自由化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但政府很小心一直并未让汇率真正由市场自由决定。而在外汇管制的当时，国际资金并不能自由进出我国，所以即使让汇率自由浮动，问题也仍不大。
后来我国外汇管制逐渐减少，国际资金移动也逐渐增加，1994年我国对美谈判时又承诺要全面开放资金移动，部分人士强力主张提高外资进入我国股市的上限。当时中央银行梁国树总裁、王作荣教授、还有我都曾据理提出反对。
但有些不懂国际金融的人士却把“自由化”当成必然正确的做法，甚至还批评说经济学者怎可以反对自由化。当时我国若大幅提高外资投资我国股市之上限，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时我国必将像东南亚国家一样受到更大的伤害。
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发生，国际资金大量撤出造成东南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股市和房市崩跌的结果，国际资金移动对小国经济的伤害已很明确。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乃强力管制国际资金并固定其汇率。结果国际组织加以指责，有些评论者认为马来西亚开自由化的倒车会受更大的伤害。但事实证明马来西亚稳定住了。
不顾一切的国际金融自由化 等于蒙着眼睛豪赌未来
金融风暴之后有些人较认真思考国际金融自由化的问题。被认为是由国际金融投机获利的索罗斯据理指责自由化所造成的伤害，并把那些盲目主张自由化的人称为市场基本教义派。诺贝尔奖得主史迪格里兹（J. E. Stiglitz）除了由学理批评盲目的国际金融自由化之外，并指责美国财政部和国际组织是为了华尔街金融业者的利益而推动这些自由化（请参阅《经济日报》2005年3月13日，A2版，〈驳放任新台币自由升值的两种错解〉）。
然而美国政府和“主流意见”仍不为所动，在台湾批评自由化仍被视为保守分子。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造成全球重大伤害，更多人才了解到国际金融自由化并不像金融业者和市场基本教义派讲的那么好。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以及G20等国际机制才一反以前要处罚管制资本移动之国家的态度，反而要各国必要时应管制国际资本移动。对我们这些早就批评盲目自由化的人而言，这是迟来的正义，但对已因自由化而受伤害的国家而言，伤害却得不到补偿，甚至得不到道歉。
更糟的是盲目国际自由化的想法并未消退。美国不满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的做法，但却不是直接要求人民升值，而是要求人民币汇率自由化。结果中国和支持中国的学者以中国仍未达自由化的条件来拒绝，中国邻近的国家却因为担心美国的指责而不敢太干预外汇市场，因此各国货币竟比更该升值的人民币升值更多，中国反而得到更大的利益，美国也反而可能更依赖中国的产品。
在汇率和资金之外，美国也要求其他国家开放金融市场让美国机构和产品进入。其后果就是美国金融业的问题透过金融产品而深入各国，2008年金融风暴乃由美国的问题变成全球的问题。金融在各国本来都是因为有高度风险又会影响全经济，而成为高度受政府监督管制的产业。各国监督若出问题，国界的阻隔也使问题大部分限在其本国内。但金融产业和产品的国际化，却并未搭配足够的国际监督管理。因此国际化的金融产业很可能造成更多的金融问题，也让金融危机更容易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全球。
2008全球金融风暴对各国造成严重伤害，冰岛更由于盲目扩张国际金融业务而使国家破产。但很多人还是盲目要求国际金融的自由化。美国财政部长盖纳即仍主张美国可对新兴国家提供更多金融产品和服务，而被麻省理工学院的江森教授（Simon Johnson）批评为蒙着眼睛豪赌美国的未来。而我国政府和许多人也狂热于对中国的金融投资和发展机会，而忽略其风险（请参阅《经济日报》2011年4月10日A2版，〈海外发展不能蒙着眼睛豪赌〉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