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对于毛泽东问题的看法在中国大陆引起激烈的对抗性的反应，这个反应甚至影响到海外。对于究竟如何看待这种激烈的对抗性反应，记者从德国发来了对旅居德国的社会学家王容芬博士的采访报道。
旅居德国的社会学家王容芬女士（天溢摄）
最近，茅于轼等一些大陆知识界人士对于毛泽东的彻底否定性的看法在中国大陆社会引起了激烈的对抗性反应。旅居德国的社会学家王容芬博士，一九六六年曾经因为公开出来反对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而被逮捕判处无期徒刑。毛泽东去世后，七九年得以释放。关于如何看待这场对抗及争论，记者采访了王容芬博士。她首先对记者说“茅于轼先生评述辛子陵先生的红太阳的陨落那本书，说到毛泽东是万恶之首。这件事先不说茅于轼是对是错，也不说乌有之乡发起的万人公诉团的内容是对是错。这个没有一点点法制观念啊！什么叫公诉啊？公诉是检察机关向法庭提起的刑事犯罪行为的起诉。你这个几万人，甚至几亿人的签字，这个都不能代表检察院！”
关于所谓“公诉”，王容芬博士进一步说，“而且这公诉书是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那人大应该是一个立法机构，而不是一个司法机构。它不能够代表法庭。尤其是人大常委，它只能够是相当于一个议长或者副议长，只能是一个主持人的作用。整个全乱套了，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前党校副校长。”
王容芬博士说，这个公诉问题居然无处不在，“对方，居然要公诉。铁流也要公诉毛泽东，然后茅于轼又支持公诉毛泽东。这比那个也没有高明到哪儿去。而且这人已经死了，死了，你连送达都没法送达这起诉书。没这么回事了，所以中国的法制观念太热闹、太差劲了！”
王容芬博士说，实际上，他们使用的所谓“公诉”不是一般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中的概念，而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中的“公诉”。由此可见，尽管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但是，对文革的认识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此，她说，“现在当务之急文革翻案风闹得过分厉害了，在乌有之乡，以及现在唱红歌的，包括公诉团这些，这都是文革翻案风。在德国，新纳粹哪敢吭一声，用一个概念都要上法庭。现在这些人就这样猖狂！当务之急其实是敦促政府马上在《罗马公约》上签字，然后像柬埔寨那样设立反人类罪法庭，公审这些还存在的、苟活的人的反人类罪罪犯。这包括文革的，反右及以前的，逼死人的，把人饿死的，各种各样的反了人类的，他们都得上这个法庭。别等到都像毛泽东一样，死得挺挺的了，没法找他们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