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除了在正面战场与侵华日军展开了22次大会战、若干次中小战役外，还在敌后采取游击战术打击日军。据统计，1938年，国军参加游击战的数量在60万左右。到了1941年，国军游击队的人数是中共军队（连同游击队）总数的2.63 倍，枪支是中共军队的4倍。
国民党正式确定敌后游击战是在1937年太原保卫战前后。1937年9月国民党河北守军在涿县战败，退守山西，部份军队奉命留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在当年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更进一步建议，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 以空间换时间’之效。”白的建议为蒋介石采纳，并在此后的作战计划中明确提出。
事实上，参与国军游击战的除了奉命留在敌后的正规军，还有由国军军官、地方军人、国民党党务人员所领导的民间武装部队。这些武装部队一直活跃在敌后，打击并牵制日军。
1940 年前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到达鼎盛时期，建立了一批抗日根据地，华北有太行山、中条山、吕梁山、恒山根据地，华东华中有沂照山区根据地、浙西根据地、皖东皖北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鄂东根据地、大云山九宫山庐山根据地，华南有海南根据地。全部兵力约100万左右。此后国军游击队虽曾遭遇挫折，但资料显示，抗战游击区除冀察、鲁苏战区到抗战后期不复存在外，山西游击区、豫鄂皖游击区、浙西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则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在八年抗战中，国军游击队除配合正面战场大型会战和战役外，还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游击作战的战例，如郑氏祠伏击战、突袭南澳岛、吕梁山围歼战、攻占黄梅、鄂东反扫荡、马当夜袭战等。
1938年5月，湖北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程汝佳令游击第5大队、保安第8团的两个营，配合第172师的两个营，在郑氏祠左右的高山占领阵地，伏击日军。经过一天激战，国军游击部队最终歼敌400余人，活捉6人，缴获枪支弹药若干。
同年7月15日，国军第157师一部突袭粤东的南澳岛，一度得手，然而战至8月末，600余突击队员仅剩20余人生还，南澳县长洪之政殉职。此役歼灭日军200余名。
1939年2月，日军出动2万余兵力进攻吕梁山北部根据地，阎锡山令第61军于黑龙关围歼顽敌，第19军向中阳、离石公路之敌发起袭击。此役消灭日军2000余人。
5月初，日军以飞机10多架、军舰16艘、汽艇数十艘，配合陆军向湖北大通一带扫荡。5月19日，第21军军长陈万仞指挥部队与敌激战10余天，将扫荡之敌逼下长江。此役，击沉汽艇20余艘，毙敌900多人。
7月11日，鄂东游击队集中主力围攻黄梅县城，击毙日军140多名，并夺取了县城。
1940年秋，国军第21军147师组织了6个突击队，夜袭马当要塞，毙敌150多人，焚毁了弹药库，并将要塞内的日军大炮掉过头来，对准江中的日军舰船开火，击沉、击伤敌舰船多艘。此次夜袭战，147师部队没有一人伤亡，此为抗战史上一大奇迹。
而在敌后战场殉国的国军将官，亦达数百人，军阶较高的有：东北挺进军骑兵第6师中将师长刘桂五、东北游击队总司令中将唐聚五、第5战区第2路游击司令中将刘震东、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中将周复、第34军暂编45师少将师长王风山、第98军中将军长武士敏、第51军114师中将师长方叔洪等。
可以说，国军游击队的存在，有效地起到了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支持长期抗战、牵制日军并困扰其后方、协助国民政府恢复沦陷区政权、使沦陷区民心得到维系的作用。这再一次戳穿了中共宣传的惟有中共抗战（游击战） 的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