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因为文化是需要传承的，那么作为见证时代的史官就必须秉公记录。能否秉实而记，就靠史官本人的品行和操守了。
这是神安排这个角色的要求。那么一个人要在担当起这个角色的承载的时候，就是顺应天意，他自己无论当时在人中的表象是好是坏，最终他会得到很大的福分。
在春秋时代，出现过这样的事情：齐国大臣崔杼恼恨齐庄公与妻子姜氏通奸，便故意制造机会，哄骗齐庄公到自己家里与姜氏幽会私通，然后寻机杀掉了齐庄公。事后齐国太史记录国史时，便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很生气，杀掉了太史。巧合的是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继任太史，又因如实记录而被崔杼杀掉。他们的弟弟继任后，仍在国史上如实书写，（因为，当时道德比较高尚，在人们的眼里真相比生命更重要。生命是自己的，而抹杀真相那是十足的误国误民，贻害子孙的败坏行为，所以这位太史依旧秉承着良知如实记述。）崔杼怕引起公愤没敢再杀。当时有位史官南史氏，听说齐太史兄弟被杀，怕国史上留不下崔杼弑君的记载，就手持竹简前往临淄，要继续完成记录，后来得知已经完成，才中途返回。齐太史兄弟、南史氏都是那个时代著名的良史，他们把历史的真实性看得很神圣，在记录史事时，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虚饰、不隐恶的原则，即使失去生命也要捍卫国史的求真精神，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人格。
忠于历史是史家的天职，正是这种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铸就了左丘明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广泛赞扬和“君子”美誉。
三、对于后世的深刻影响
左丘明的品行和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左丘明逝世不久，人们即将他著述过的地方称作“左传精舍”，予以保护，并代有修葺。限于篇幅我们只是摘引几则：汉初，肥城置县伊始，就在县城兴建了“左传精舍”，并立重修碑以志。唐贞观二十一年(637)，太宗李世民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庙诏》，封左丘明为“经师”，从祀文庙。宋真宗赵恒，追封左丘明为瑕丘伯，授其四十七代孙丘芳衣巾，以主祀事。”元，集贤大学士致仕李谦、翰林承旨张起岩均曾为左丘明赋诗作赞，或曰其“文章史学之治”，或称其“盲於目而不盲目于心者”。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朱厚璁追封左丘明为“先儒”，敕建墓门坊，并亲书“先儒之墓”。乾隆十六年(1751)，清礼部重新确认丘明之谪孙为世袭奉祀生，并赐祭田18亩。
以上这是左丘明受到的敬仰，那么作为《左传》来说，留给后世的不仅是历史。
看看以下我们经常用的出自于《左传》的“俗语”：
“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
“多行不义必自毙。”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正因为左丘明有那样的德行与操守才使得人们从他的著作中凝练出这些脍炙人口的警句名言，醒人律己，传承千年。
从文学上看，《左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它记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这些都是显著的文学因素。
一般说来，史籍记载中，愈是细致生动的情节，其可信程度愈低。尤其所谓“床笫之私”、“密室之谋”，在一般的情况下更不可能是实录。而《左传》作者所依据的材料，虽主要出于史官记录，但也有不少原来就是社会上以各种方式流传着的历史故事，更因为他接近失明而导致的心智大开，而知道的很多历史细节。也许那些细节都是私密“级别”，能瞒住别“人”却瞒不住天地。那么当左丘明用自己的慧眼（而不是用肉眼来评断）来看那些细节的时候，往往是历历在目的。用个比喻来说就是：重拾历史的胶片，重新看历史上所发生的大框与细节；当然这不能说，左传中每一个字所用的都是那么的真实与恰当。但相对而言作为史学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而言，其真实性可以说是最高的。这也是神让左丘明就是这么开创的。
作为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来说，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左传》有鲜明的政治策国与道德倾向。左丘明思想与孔子思想有显著的一致性，因为左丘明和孔子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交情很好，（前文说过），无论从天道观、政治策国观、人生观还是历史观等，都应当属于儒家思想的范畴，左丘明乃一儒者无疑。左丘明是一个大儒，他的著书《左传》宣扬了“敬德”、“保民”、“慎罚”等思想，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发扬了儒家思想的经义，从而奠定了后世儒学的理论根基。他对于阐释孔子思想，传承儒家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左丘明作为史官的高尚的人格精神及还原历史真貌于细微之处的德行，着实令后代敬仰。当我们从新拾起关于《左传》的历史胶片，发现它所给予后世的不仅是史学、文学方面的价值，还有著述者的艰辛历程与坦荡、无私的品质！神所给予中华文明史学上令后世所参照的样本与开创在左丘明言行中和其所著的《左传》中都浸润了！左丘明没有辜负神的慈悲点悟给后世子孙留下一份真实、公正的君子所著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