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科”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严格遵守周恩来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的中共隐秘机构，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利用各种方式搜索重要情报。陈赓、潘东周、小说《红岩》里华子良的人物原型韩子栋，都是特科的谍报员。它的成员中有后来的元帅，大将和上将，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以及副总理和部长们。
周恩来杀光叛徒顾顺章全家，甚至在场的亲友，包括救过他的恩人。中共党史中尽量掩饰这点，以保留周在神坛的地位。但现在也有国内的作家详细披露这宗灭门血案，可惜还只能在台湾出版。
台湾出版的“周恩来与上海灭门血案”(以下简称“周案”)就是其中一本。
这个灭门血案就是鼎鼎大名的、由周恩来一手策划和执行的顾顺章灭门血案。本书的作者是吴基民，自我介绍是一九八二年春天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后分配到上海市委某机关，从事落实政策的工作。我也曾经读过他在八十年代中期所写的纪实文学“塔尖上的女性”，写的是上海一些单身女强人的性烦恼。他在接触了顾顺章案后就下决心要写有关的纪实作品，并作了十年的努力。
中央特科杀手讲述血案经过“周案”一书之所以在台湾出版，相信是因为书中涉及周恩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情况在国内因为为尊者讳而不能出版，但因此也更有史料价值。在去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有提及顾顺章的叛变和周恩来的应对，但未提及此宗灭门血案，想来当局也不认为那是血染的风采。我虽然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的是中共党史专业，但很遗憾的是教科书中从来都没有提到过顾顺章此人，在“内部文件”中虽看到过顾顺章的大名，但不知其来龙去脉，老师在上课时也只是一句带过他是叛徒。而有关的灭门血案是后来到香港后看一些书才知道有那么一件事，并同周恩来有关，而在本书中可以看到顾顺章的叛变的详细情节和当时的整个背景，以及事件同顾顺章后来的结局。
作者是在处理群众来信中接触顾顺章灭门血案的。因为写信的洪扬生是一九二四年入党的老党员。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负责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特别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负责，特委是决策机构，下设中央特科是行动机构，由顾负责，特科下设四个科，洪扬生则是一科的负责人，负责总务；二科搞情报，负责人陈赓；三科就是著名的“红队”，又叫打狗队、红色恐怖队，谭余保、王竹友先后任科长；四科是后来才成立的，是电讯科，由李强负责。洪扬生亲自参加了这场杀光顾顺章全家的灭门案。
作者还接触了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初期的六届中共中央委员、女工张金保，当时的中央委员二十三人，候补中委十三人，她后来参加了罗章龙的分裂活动，另立中央，还是重要的骨干。正是这些噎几乎被湮没的“活字典”，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补上党史中的一些被有意掩盖的部份。这场屠杀由周恩来亲自带队，康生(赵容)也直接参与，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学生斯励那天在顾家打麻将，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有记载斯励在“四。一二”清党中曾将周恩来从国民党手里救出，但也因为他认得周恩来，所以也一样被杀。这一事件中当场被杀的有顾顺章的十几个家人和亲友。洪扬生亲自杀了顾顺章的妻子，也安排把顾七岁的女儿送去浦东的“关系户”，但后来下落不明。在行刑过程中，康生的表现比周更坚决、冷酷。任务完成后，“周恩来冷漠地望了望赵容，像是在跟他说话，但又像是跟自己说话似的，自言自语地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后历史将怎样看待我们呢？’”大概讲了这句话后才可以稍微对得住自己的良心。
一九三一年在甘斯东路爱棠村、新闸路、武定路等地挖掘这些尸体时，共挖出三、四十具，都是周恩来领导下的这个“红队”“锄奸”的战果。当时哄动了整个上海。在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亲自召集特科的成员和他们的家属说：“中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自首脱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同志)，以后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洪扬生作为一科科长，后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在“长征”时被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自首，当了一段时间的特务，大概没有立功表现，后来长期失业，流落在上海。上海“解放”后，洪兴冲冲去找在一九三一年被调去领导中央特科、洪扬生同他共过事的潘汉年，因为他可能知道周恩来作过的上述指示。但潘汉年敷衍了他几句就将他推出门口。一九五一年四月大逮捕时他一度被捉，不久放出，安排在工厂劳动，五八年再被捕，陆续关到七四年，但都未正式判过刑。洪是道地的无产阶级红五类，为保卫革命领导人而出生入死，“解放”后当然怕他嘴巴不严乱讲话而要对他“专政”，但没有把他灭口，也是中共的“进步”。
上文提到的向忠发，也是过去中共所极力想在党史中抹掉的人，因为他被国民党捉到后立刻下跪求饶，有损中共英明伟大的形像，问题他还是道道地地的产业工人红五类，没法说他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而撇清同中共的关系，还在于他担任主席后和妓女同居。这个妓女名叫杨秀贞。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回忆说此人很漂亮，向忠发给过杨八千大洋，大概也是“革命经费”里开支吧？不过杨同向同居一年多不知道向是共产党员。这恐怕也说明他是个“昏君”，无所事事，实权抓在周恩来手里。当时向住在善钟路(常熟路)一间成衣铺的二楼，亭子间住的是中共另一领导人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周恩来也上来拜访过向杨，可见向忠发的嫖妓行为中共高层不但知道，也是支持。因此以后周支持毛和江青结婚，“解放”后为毛乱搞男女关系创造条件，自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还要提到的一句是，据其他史料所载，当顾顺章叛变，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面临被一网打尽而要紧急疏散时，向忠发因为同杨秀贞“儿女情长”舍不得分手，结果杨被国民党特务跟踪而捉到了向忠发。
从本书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侧面。但就是历经风险，最后得以成为中共建政元勋的周恩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也甩不开顾顺章的阴影，这倒不是说他良心上有甚么谴责，而是在当年国共激烈斗争，不少中共领导人自首叛变，而且真假难以分清的情况下，也出现过伍豪(周恩来的化名)等脱离共党启事，刊登在上海的主要报纸上。这本来是当时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心理战，没想到四十多年后发挥巨大作用，成为文革后期毛泽东和江青抓周的小辫子。
本书详细介绍了周临死前对此如何耿耿于怀，留下种种证据和辩解的录音，在病危时签下他的大名来表明他的“清白”，并且存入中央档案馆。可见他对死后被“鞭尸”的恐惧。他把骨灰撒到大海显然与此有关。除了邓颖超外，周恩来在逝世前要求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他的亲信，担任过特工和国务院副秘书长的罗青长，本书的最后两段说：“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讲：周恩来提到了瞿秋白。他说：我不是叛徒，瞿秋白也不是叛徒，他的‘多余的话’，不是红卫兵发觉的，我早就看到过。我对不起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