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宗罪：
意识形态挂帅。中国的教育一直在意识形态的泥淖中打滚，搞得自己灰头土脸，臭不可闻。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后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总是脱离不了“奴婢”的地位；先是“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后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总是脱离不了充当“工具”的悲哀。教育成了“奴婢”和“工具”，教育的对象也就必然不可避免地成了“奴婢”和“工具”。在强大的意识形态的主导下，人的主体性被抹杀了，受教育者也就成了不会思想的“提线木偶”，成了所谓社会主义“流水线”上的标准件。其实，教育的直接服务对象是学生，是活生生的人，保障人的生活，确保人的生存，促进人的生长，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其它的都是扯淡！而中国的教育就是在这不停地扯淡，也在不停地泯灭人性。
第二宗罪：
教育体制怪诞。意识形态的钳制必须以必要的组织形式做保证，由此而派生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怪诞的教育体制。小学校长是副科级，中学校长是正科级，大学校长是厅级或副部级，这些业务干部成了官员。他们仰体制之鼻息，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成了彻头彻尾的傀儡；他们无需为学生服务，只需看上面的脸色行事，成了权力的叭儿狗和打手。还有那些教育行政部门，该他们管的事也管，不该管的事也管。从教育部到教育厅，最后到最基层的教育局，这些小政客们牢牢地把握着手中的权力，成天对学校指手画脚，颐指气使。大到如何办学，小到什么时候拉屎睡觉，它都要管；今天一个通知，明天一个检查，后天一个评价，啥也不懂却冒充行家，把学校搞的乌烟瘴气，把老师搞的狼狈不堪，把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全部架空，最后把学校搞的“千校一面”，成了全社会的笑柄和嘲弄、批判的对象。
第三宗罪：
教育性质扭曲。教育无疑是国家的一项公益事业，但教育的产业化严重扭曲了中国教育的性质，教育成了一个唯利是图的产业。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教育占家庭支出的比例大约为3%，如今则占到了家庭支出比例的30%以上，成了压在百姓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义务教育其实就是免费教育，但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却提出了不收学费，可以收取杂费的奇谈怪论，把国家应该承担的义务转嫁给了百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大学扩招和高校收费并轨，极大地提高了高等教育的费用，压的人们喘不过起来，国家却藉此聚拢财富，还美其名曰“扩大内需”。如今，教育已经成为十大缺德行业中的第三位，排在了房地产与医药行业之后。当教育与唯利是图的奸商比肩、与草菅人命的“屠夫”媲美时，怎不令人感到齿冷与寒心？！
第四宗罪：
教育理念落后。思想决定行为，理念指导实践。而中国的教育理念在意识形态的钳制下，思想陈腐，理念落后。说什么以什么什么思想为指导，把19世纪两个普鲁士非主流哲学家的观念奉为圭臬，把集权专制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完全是逆潮流而动。在民主化浪潮风起云涌的今天，教育的民主化已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教育的公正、公平和正义是每个公民的基本追求，教育为人服务、为生活服务是教育的最基本的价值观，也是教育的常识。然而，中国的教育或沉溺于国家主义，或沉溺于党派利益，口号满天飞，理念天天讲，但却基本上是“歪嘴和尚念经”，或不知所云，或离题万里，其结果只能是使教育谬以千里。
第五宗罪：
教育内容片面。教育无疑要传递人类的所有文明成果，然而意识形态的作祟，使大量的人类文明成果被排斥在中国的教育之外，特别是普世的价值观，他们视之如洪水，畏之如猛兽，唯恐避之而不及，此其一；其二，教育的功利化又使他们忽视了学生的思想灵魂，忽视了精神领域，忽视了身体的养成与意志的锤炼，忽视了生活的教育与生存技能的培养，学生成了知识的容器，成了应试的机器，成了心智不全的半拉人。
第六宗罪：
教育方式残酷。教育的行政化，使教育成了有些人的政绩工程；教育的不民主，严重地扭曲了师生关系。学生成了一些人追求政绩、追求荣誉、追求生存的工具。在“白猫黑猫论”的毒化下，他们只要结果，不管过程和手段。于是，学生需要披星戴月，需要夜以继日，“起得比鸡早，吃得比猪差，干得比驴多，睡得比狗晚”是他们最生动的写照。上课的时候，是教师在不停地“灌”；下课以后，是教师在不断地“挤”；回家以后，是自己不甘地“熬”。特别是分数把学生分成了三六九等，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受尽了白眼，饱尝了歧视，成了被遗忘的一族，其身心备受摧残，简直是情何以堪！
第七宗罪：
教师道德滑坡。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脊梁，学校应该是一方圣土。然而，污浊的社会环境已经对学校造成极大的侵蚀，对教师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教师队伍现在也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社会形象极其不堪！有的教师唯利是图，有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有的道德败坏，流氓成性，也有的不敬业、不精业，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误人子弟，害人不浅，严重败坏了教师形象。教师形象的败坏还有一个原因，毛时代的愚民政策，把知识分子踩在了脚底下，扔进了臭水沟，成了“臭老九”。邓的改革开放，部分地解放了知识分子，起码在生活上有了保障。但原来的那些工大哥、农二哥失去已有的政治经济地位，或下岗，或失地，朝不保夕。他们把存在在教育中的问题放大，把内心的不满发泄到教师身上，以唤醒在毛时代自己的辉煌记忆。于是，教师就成了“黑狗（公检法）白狼（医生）眼镜蛇”中的“眼镜蛇”。
那个09年死掉的制造导弹的什么“大师”曾反复地追问过中共的高官“中国缘何不出大师级的科学家？”，其实原因谁都知道。但知道却不能说出来，更不能做起来。为什么？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动摇“党本”的事中共的高官谁也不想干、不能干、不敢干，因为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他们还要维持他们的统治、权力与利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算个屁，党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既然如此，那个什么“大师”还喋喋不休地追问，要么是愚蠢之极，要么是居心叵测，要么就是不识时务，令我们伟大的中共高官难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