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四府街一家餐馆的门口，一个禁止涨价的标志引人注目，令看到的过路人会心一笑。
在韦森看来，物价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一种路径是选择政府主导投资拉动为主的发展策略，税负的增加无可避免，另一种路径则是通过减税的方式藏富于民，同时走上降低物价刺激内需的发展道路”。
近日，一条微博在互联网上疯狂流传：中国，工资5000元，吃一次肯德基30元，下馆子最少100元，买条Levis牛仔裤400元，买辆车最少30000元——夏利；美国，工资5000美元，吃一次肯德基4美元，下馆子40美元，买条Levis花20美元，买辆车最多30000美元——宝马。
孙笛毫不犹豫地转发了这条微博。
一周前，她刚刚结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个学期的研究生课程，特意穿着崭新的行头回国——9.9美元的CROSS鞋，39.9美元的 Levis牛仔裤，30美元的Tommy Hilfiger牌T恤衫。孙笛发现，这些东西在国内的价格分别是499元，799元和799元。
“真不知道是美国太便宜还是中国太贵了！”孙笛向记者感叹。
她清楚地记得，出国前她和朋友在汉拿山餐厅吃了一顿烤肉，点了3个菜，一共120元。回国后还是在同一家店，点同样3个菜，价格却变成了240元，“盘里的肉还少了”。
这个，这个，和这个，我不要，其他的都包起来
著名财经评论员时寒冰与孙笛有同感。他最近还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托人从海外买东西。最新的成果是一台折合人民币24000元的尼康单反相机，在国内，这台相机的价格是4万元。
事实上，在去年年底的美国之旅以前，他从没想过中国的物价居然比美国还高。
动身之前，一个因生意原因多次往返美国的朋友提醒他：“去美国除了钞票什么也不要带，东西很便宜。”对此，时寒冰半信半疑，毕竟，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数据是，“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34倍”。
但很快，时寒冰就受了“第一次刺激”。在洛杉矶一家中餐馆，他们4个人点了份量很足的鱼、虾、蟹，结账的时候却只需49美元，“比上海便宜得多”。
时寒冰以为老板算错账，特意又问了一遍，结果朋友笑他说：“这有啥奇怪的，你要是去商场，就更觉得离谱了。”
这句话让偏爱实证调研的时寒冰“决定改变行程”，专心观察、对比中美物价。
结果让时寒冰大吃一惊：国内一套3万元左右的阿玛尼西装，在这里只要500美元；国内标价4.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在美国不到4000美元；一台国内在50万元左右的宝马Z4在广告牌上的标价只需21000美元。
更为夸张的情景出现在LV这样的奢侈品店，时寒冰记得朋友给他讲了一个亲眼所见的笑话，因为LV箱包在美国可以便宜3成左右，往往遭遇中国顾客的疯抢，一名中国客人曾指着店里的三款LV包说：“这个，这个，和这个，我不要，其他的都包起来。”
通过这次为期半个月的走访，时寒冰的调查结果是：除非涉及到人工服务，比如理发，或涉及知识产权，比如图书音像外，美国商品的价格普遍低于国内，即便“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商品，常常也比国内便宜50%以上。
商品在出厂之前没有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出厂之后
那么，当今中国物价是否已经比美国还贵？
在这一问题上，几位接受采访的专家给出的结论是：相对于购买力和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中国物价明显高于美国，在绝对价格上，也在局部商品上出现了“中贵美贱”的情况。
究其原因，一个被广泛提出的观点是：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导致商业银行贷款急速膨胀，致使国内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美国20%多，从而导致同样的商品在中国所对应的货币量远远大于在美国所对应的货币量。同时，在常年实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战略下，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拉大，在现行的货币发行制度下，外汇储备的增加必须要以基础货币增发来对冲，从而再次增加了货币流通量，推动物价上涨。
但在这样立足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的声音中，一些疑问也随之产生。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告诉记者，在美国，不仅中国制造的产品远比国内售价便宜，即使是美国制造，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比如她曾在美国加州一个机场商店购买的美制风衣，价格不到北京赛特商场里同款风衣的五分之二。
左小蕾连续提出两个问题。
同样的成本，同样的产品，如果产自中国国内，即使算上“出口退税”的部分，也不该出现高于国外市场两倍的情况。
反之亦然，如果产品来自国外，在WTO框架下，即使是制裁性关税，也绝对不可能出现超过一倍的价差。
长期观察中美物价关系的时寒冰对此现象的解读是，“商品在出厂之前没有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出厂之后”。
他认为，国内商品价格被推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藏在商品里由消费者买单的额外交易成本。
在他看来，最大的交易成本就是税负。
或许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成了物价上涨的推手之一
据中国社科院参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所作的统计，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两倍。而在中国现行的税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税收来自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环节的税收。剩下不足30%的税收来自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收入环节。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哪国制造，只要流入中国就将背负上这些处于流转环节的间接税。
一个引人注目的数据是：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 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 元，欧盟15国300元。”
其中，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
而且，相比于美国的商品价格往往会标明价外税，中国的商品实行价内税的方式，换言之，消费者只能看得到最终价格，却看不到价格中有多少隐身却逃不掉的间接税。
比如，在目前中国出售的100元女性化妆品中，会有14.53元的增值税，25.64元的消费税以及4.02元的城建税。单这三项，就占整个女性化妆品零售价格的44.19%，如果再加上生产和运输环节的间接税收，保守地说，政府税收对女性化妆品的最终价格至少“贡献”了50%以上。
又比如，一块在内地售价为2700元的瑞士进口手表，将包含17%的增值税392元，30%的消费税623元，11%的关税267元。显然，政府税收对国外制造最终价格的贡献也将近6成。
“或许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成了物价上涨的推手之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说，“你顺着这个逻辑推演，就知道这种价格的高企如何转嫁给消费者的了。”
在他看来，一个中国制造的产品，尽管不需要承担远渡重洋的交通成本，却要在国内一路承担重重收费甚至罚款。商品进入超市、商场后还要面临上架费、月返费、广告费、促销费、年节费以及无孔不入的暗箱操作费用。
“总之见者有份，然后转嫁给消费者。”时寒冰说。
在韦森看来，物价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一种路径是选择政府主导投资拉动为主的发展策略，税负的增加无可避免，另一种路径则是通过减税的方式藏富于民，同时走上降低物价刺激内需的发展道路”。
“买自己的东西能买得便宜点，这个要求高吗？”韦森反问道。
24岁的孙笛并不了解这些国家战略上的分歧，她只是觉得“不敢再在国内买好东西了”。离回美国还有一个多月，闺密们便忙不迭地给她拟好了长长的代购单，其中，最抢手的东西是被很多中国人视为奢侈品的Coach包，在美国，它的价位在200至300美元。
如今，已经有7个闺密预订了这款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