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川接受采访
91岁老壮士向记者回顾悲壮历史
北京幸存者：420个兄弟浴血死守
王文川，是北京唯一的“八百壮士”幸存者，91岁高龄的他目前在西三旗附近的一家养老院里安享晚年。
谁能想到，眼前这位少言寡语、与轮椅相伴了37年的老人，曾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作为“八百壮士”的一员，与日军浴血奋战四昼夜，勇猛杀敌；撤出四行仓库后，他和战友身陷租界“孤军营”被困四年。
后来，他沦为日军战俘被送往安徽做苦工，从敌人的刺刀尖上幸运逃脱，徒步三个月寻找大部队……
这些传奇般的经历，王文川一直埋藏心底，直到2007年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副馆长沈建中到老人家中求证时，才揭开这个隐藏了大半个世纪的秘密。
2008年底，台湾媒体披露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现“八百壮士”遗骨的消息。从那之后，该消息一直牵动着老人的心，老人一遍一遍对采访他的媒体吐露愿望：“让牺牲在海外的战友们，早日魂归故里！”
老人向记者讲述起七十多年前那段悲壮的历史。
淞沪抗战 420人坚守四行仓库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王文川老人以这首当年脍炙人口的《八百壮士歌》，打开了话匣子。
1937年7月，日军在卢沟桥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8月，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了“虹桥机场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向上海增派了数十艘舰艇和3000多名陆战队员。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8师262旅在闸北率先向日本侵略者发起了进攻，打响了“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第一枪。
回忆起初到上海时的战斗，王文川说：“八字桥的仗打得很苦，我们虽是精锐部队，但装备比日本鬼子差很多。”88师从八字桥开始，且战且退，伤亡很大。
10月25日，大场阵地被日军突破，国民党军队退守沪西，许多人建议有秩序地退守经营了三年之久的防御阵地，但蒋介石以国际联盟开会在即，保持在上海的存在，要求撤退下来的三军，在沪西摆开战场，令88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88师师长孙元良接到任务后，命令只留下一个团死守闸北，由中校团副谢晋元指挥，1个机枪连，3个步兵连，共420人留下坚守四行仓库。
“我是88师524团1营4连的重机枪手。”虽然记性不大好，说话也时断时续，老人却能清楚地报出当年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四行仓库保卫战时，19岁的王文川是连里唯一一挺重机枪的机枪手。
“四行仓库就是我们的坟墓，人在阵地在！”
王文川老人回忆说，1937年10月26日晚，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国军队第88师262旅524团第1营400余人在副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连夜西撤。
四行仓库是四家银行联营的仓库，六层高，是当时上海少有的高楼，墙体厚实，位于苏州河边。由于西面和北面已被日军占领,东面和南面是公共租界,使光复路上的四行仓库，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岛”，王文川和他的战友们也就成了孤军。
“谢团长一开始就说：四行仓库就是我们的坟墓，人在阵地在！”由于年事已高，老人记忆一年不如一年，讲述起来非常吃力。大儿子王家宾和外孙女绍铎根据过去听老人提起过的情况，在一旁不时给他提示。
王文川说：“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实际人数，我们虽只有420人，但谢团长对外散布‘烟幕’说有800人，以震慑敌人。”这成为了著名的“八百壮士”的由来。谢晋元后来曾写诗道：“八百壮士八百兵，抗敌豪情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
“我一分钟打250多发子弹”
与日军抗击的四天四夜，王文川的重机枪枪口始终对准虹口方向，昼夜不歇地开火。那里，正是日本鬼子在上海的大本营。
“我的责任挺大的。”王文川说，自己使的重机枪叫“马克沁”，打仗的时候，三个人用一挺，一个装弹手，一个射击手，还有一个瞄准手，而自己正是射击手。“那时候，我一分钟打250多发子弹。”王文川说。
敌人火力非常猛烈，谢团长吩咐大家，要不分昼夜监视对面的鬼子，敌人一露头，就狠狠地打，不能让他们靠近大楼！420名官兵分布在不同楼层，各就各位，谁都不准随便离开自己的阵地，擅离阵地的后果是“就地正法”。
“我们当时一刻不停地打，谁都没有一点怕的感觉，大家都没想过可以活着出去，我的脑子里就是一个‘死’字！”王文川说。
“战友一个接一个在身边倒下，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难过，直接把战友的遗体摞在一袋袋粮食垒成的掩体上面，掩护活着的人。饿了，就抓一把生粮食塞进嘴里；渴了，就喝用来冷却重机枪的循环水——这毕竟是热水；困了，就靠在掩体上打个盹。”
“这场仗打得很苦，也很惨！”说到这里，老人突然停下，顷刻间已泣不成声，他颤抖着伸出双手擦拭泪水。
“老刘牺牲，我继续射击”
王文川说，仗打得很惨烈，400多人的队伍硬是和日本鬼子的大部队展开鏖战，其间究竟有多少战友在战斗中牺牲，他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打仗时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其他事。只是在战斗结束的时候，他才发现，400多人的队伍仅剩下了不到200人。
装弹手老刘牺牲的一幕，在王文川心里，永远无法磨灭。老人至今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激动得泪流满面。
“我打着打着，突然发现没有子弹了，老刘怎么不送子弹了？我喊了老刘好几声，老刘怎么不言语呢？我再去一摸，手上全是黏糊糊的血，老刘的脑袋已被打开了花，这么活生生的一个人，转眼之间就没了。”王文川说。
王文川说：“他们本来要打的是我。”敌人的这一枪，本来瞄准的是王文川，要首先打掉他这个阵地要塞的重机枪手，“没想到子弹射歪，命中了老刘的头！”
“看到老刘死了，我已经打红了眼了，继续扣动扳机，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老刘倒下了，迅速有其他战友上来为王文川继续装子弹。王文川顾不上哀伤，继续投入到战斗中。
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守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孤军奋战，誓死不退，坚持战斗四个昼夜，击退了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的数十次进攻。
战至30日，守军接到了撤退命令，冲出重围，退入英租界。这次英勇作战，中国军队以寡敌众，共击毙日军200余名，被称为奇迹。
在孤军营中，壮士们学会了吹口琴，图中后排右三为王文川图片由王文川提供
孤军营壮士：沦为战俘强被拆散
保卫战后，幸存壮士遭囚禁，随后--
四行仓库保卫战之后，幸存的不足200名“八百壮士”退入英租界。在之后四年时间里，他们被英租界当局囚禁在上海胶洲公园的“孤军营”里。
王文川说，在孤军营，“八百壮士”被铁丝网围在一个约15亩大的空地上，由租界的白俄士兵监守，不许走出半步。
上海市民因此称这里为“孤军营”。
身陷孤军营学会制肥皂、吹口琴
虽然身陷孤军营，可官兵们并没有因此而消沉。王文川说，“谢团长鼓励大家学文化、学技术，把身体锻炼好了，有朝一日重返战场。”谢晋元团长带领战士们自盖营房，建起了礼堂、宿舍、厨房、篮球场、排球场和足球场；又开办了制皂、织袜、织毛巾等工厂，孤军的生产收入除用于补贴生活外，全部拿来支援抗战。
王文川记得，全营每天4点半就起床，5点准时出早操。学文化的时候，士兵们还被编成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班级，有算术、常识、历史、地理等学科，爱国教育则是孤军营里每天的必修课。课余大家还组织篮球队、排球队和戏剧组，开展文体活动。
“复旦大学的李老师教我们学文化、技术。”没念过几年书的王文川在孤军营不仅学文化，还学会了织袜子、制肥皂、吹口琴。至今老人仍对当时在孤军营中学到的东西印象深刻，能把“basketball”（篮球）和“football”（足球）等简单的英文单词清楚地说出来，还会吹口琴，许多曲子都是现在人们很少听过的。
另外，谢晋元团长还曾送给王文川一架照相机，王文川用它拍过许多珍贵的照片，包括谢团长和外国人在孤军营中打网球的照片。可惜多年之后，这架相机早已不知去向。在谢晋元孤军营时期的日记里，就提到过王文川喜好摄影。
目睹谢团长遇刺 对汉奸恨得直咬牙
1941年4月24日，王文川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他亲眼目睹谢团长遇刺。谢团长的死让王文川触动很深，每每想到当时的惨景，他就难以抑制内心的激愤。
“早上5点，大家出早操，有四个人来晚了。谢团长上前问‘为什么这么晚？’，这四个人却突然掏出匕首，一起朝谢团长刺去。当我们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谢团长已倒在地上了！”提起谢晋元一声没吭就倒在血泊中的惨景，王文川再度掩面而泣，久久说不出话来。
王文川说，后来，谢团长被战士们送到附近医院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含恨而死，“那年他才37岁啊！”据说，杀害谢晋元的四个人都是王文川的战友，可当时已被汪伪政府收买，“这四个叛徒、汉奸！”虽已事隔多年，老人说到这里仍恨得直咬牙。
沦为日军战俘孤军营战友被拆散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8日，日军突入孤军营，被困“孤军营”四年的“八百壮士”又沦为日军的战俘。
不久，他们被日军分成了几部分，王文川等人被送到安徽芜湖做装煤工，还有一部分人被送到遥远偏僻的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奴工。
王文川说：“当时情况很乱，孤军营的战友们一下子被日本鬼子拆散了，从此大家就走散了，不知道谁去了哪里，多少人和我一起去了安徽做苦力。如果不是在一位老乡的帮助下逃了出来，我肯定也被送到海外当奴工了！”
在老乡帮助下逃脱日军“魔掌”
说起这段经历，王文川提到了一个他这辈子最想感谢而又无法感谢的人。当年，王文川在安徽芜湖裕溪口做装卸煤炭的苦力工时，在一个老乡的帮助下，逃脱了日军的“魔掌”，最终重获自由。而王文川至今都无法知道这位老乡的名字。
老人讲述了当年这段“虎口”脱险的经历。一天，这个老乡把王文川藏到了自己家茅草屋的顶棚上，想趁日本人不注意的时候帮助他逃跑。日本人收工点名时，发现少了一个人，就派出一个连的队伍到处搜查。晚上，趁鬼子不备，王文川逃出了村子。
“如果被日本人查出来，这老乡全家人的性命就没了！他用一家三口人的性命，保护了我的逃亡啊！”这救命之恩让王文川永生难忘，“可是后来我再也没机会报答那个老乡了。”说到这，老人有些激动，声音颤抖起来。
从芜湖逃出来后，王文川一路讨饭，一路打听，寻找国民党的散兵收容所。仅凭两条腿，他整整走了三个月，最后终于到达重庆大坪的国民党散兵收容所。
秘密埋心底尘封大半世纪
投奔重庆散兵收容所几个月后，王文川被调到北平的国民党陆军总院做了一名军需官，并结婚育子。1949年后，王文川留在了北京，成为机械厂的一名普通工人。
王文川有5个子女，如今都已年过半百，而对父亲这段身为“八百壮士”的经历，他们此前却从未听父亲提起过。直到2007年，这个埋藏在王文川心里大半个世纪的秘密，才被儿女们发现了。
因为自己曾是国军的一名士兵，“文革”时期，王文川怕受到影响，一直将自己的这段历史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37年前的一次突发脑溢血导致瘫痪，使王文川再也离不开轮椅。在许多人眼里，这位老人就是一个少言寡语、瘫痪多年的退休工人，谁都不知道他的过去。
七十年后重返四行仓库
2007年3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在谢晋元儿子家中保留的名册和谢晋元的日记中找到王文川的名字和点滴记录后，副馆长沈建中亲自来京，才为老英雄验明了身份：王文川正是当年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之一。老人这才提起自己当年作为“八百壮士”的经历。
2007年8月13日是上海淞沪抗战70周年纪念日，8月11日，王文川特意从北京赶到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看看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四行仓库，这是他在四行仓库保卫战结束七十年后，首次重回故地。
在淞沪抗战纪念馆，王文川见到了当年的战友——目前在上海的郭兴发，两位老战友重逢百感交集。王文川还到谢晋元的墓前献花。这一个个感人的场景都被记录在了照片中，老人一直小心保留着这些照片，并时常拿出来看。
最后心愿海外壮士魂归故里
然而现在，老人还有一个心愿未了，就是让牺牲在海外的“八百壮士”的遗骨早日回家。
“他们活着的时候背井离乡，死了总该魂归故土！”王文川说，当年不知道有多少战友被送往海外做苦役，也不记得他们都是谁，但感谢海外华人华侨和两岸热心网友发起的活动，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能尽快查实葬在海外的“八百壮士”的名单，让他们早日魂归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