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卫兵杀人後的觉悟与自责

“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断往这个伤口上洒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想完整记录往事”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我关注药家鑫案。哼哼，我就在网上闹，此人不死，天理不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中国前40年，狠斗私批修，甚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改革开放后，人的拜金主义又越来越厉害。我们经历了两个时代，从极其没有自我走向极端自我，不变的仍是人性的坍塌。”

北京苏家沱镇，稻香湖马场方圆百亩，星垂苍茫，万籁俱寂。王冀豫马靴紧缚，话语掷地有声。

一个杀人犯在讨论另一个杀人犯。二者的时间跨度，恰如这天——2011年5月16日距离发起文化大革命已过45周年。

“文革”武斗，我打死过人

“喂，我是黑子。请问找我什么事？”

2008年的一天，王冀豫接到了自己插队时的伙伴、《工人日报》老记者吴琰的电话。

吴琰向他转达民间学者王克明（他俩共同的朋友）的请求。王克明正组织一系列稿件，预备出书。而这批稿件的作者，必须亲历“文革”，以自己刻骨铭心的体验，对那段岁月有所反思。

“我们持有一种理念，拒绝遗忘。”事后，吴琰谈起。

一如既往，王冀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更痛快的是，他在电话那厢坦言：“‘文革’武斗中，我打死过人。”

“我心想，我算找对人了。”尽管，吴琰听后大为震惊。那次组稿，她极少遇到如此率性的作者，“对于在‘文革’中的作为，有些人会刻意掩饰，还有些人想彻底忘记。”

未几，她便收到了王冀豫写的《背负杀人的自责》——

我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所谓“大院”，潜台词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

1967年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与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同学常某某急匆匆到我家：“粮校（即北京粮食学校）的‘四·三派’阶级报复，昨天把我们学校‘老兵’高三的唐某某在路上绑架了，学校军代表斡旋，今天中午才放。在里面他被殴打、侮辱。他们还正在这条路上抓捕殴打穿军装的同学呢。现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们算账。”

我积极响应，并招了几个本院的同学骑车赶往翠微中学，与二十几个在校门口的同学汇合后，一群人骑着车向师院附中进发。……

大约一个小时后，绕道进师院附中的空军大院张某某对我说：“真是阶级报复。李红星在粮校门口被截，因为有育英的‘四·三派’同学，李红星没当回事。抓进粮校后，几个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楼梯上用刀刺他。……”

我气愤极了，大喊“跟他们拼！”不顾高中生劝阻，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校体育器材库，工具库，将体操棒和大镐把等打人的东西翻出来，人手一件，冲出校门。……我们都“混蛋”了，一场恶战开打。……

我们到了粮校附近，最初双方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手，都在试探。……一个小时后结果来了，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出现在我们的背后。对方的柳条帽、工作服、标枪和棍棒使很多看热闹的师院附中同学“傻了”。

……我心里很藐视这些不中用的“好学生”，给他们做个样子，捡起一块鹅卵石，跳起来扒住卡车的大箱板，冲起哄架秧子的人群大叫：“打呀！”抡起来对车上的“四.三派”同学乱砸。我方的同学清醒过来，乱石如雨，甚至砸到我背上。

……我拄棍呆了一下，眼睛的余光又见人群中一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头，就用左手护了一下，手腕剧痛，倒把我刺激正常了。

这是一场武斗中真正的胶着，双方混在一起大概有一两分钟，胜败即成定局。我疯狂地蹿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得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

……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不敏感，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反应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地爬起。身体呈爬行状态时，我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

当时，我疯狂兴奋地大吼：“你跑不了了！”转身又追其他对立派同学。……看着满地的抛弃物：田径标枪，长柄斧头，各种棍棒、柳条帽，我竟对天狂笑，像头野兽。

“乐极生悲”，此时“我方”同学陈某某从后面跑来，说：“咱们打死了一个，就是你打倒的那个。”

我惊呆了，怎么能打死他！还要拿他换人呢！

那一年，王冀豫16岁，北京翠微中学的学生。

踏上救赎之路

“我打他的那根棍子，棍头呈四方形，上面还有钉。”

“当校医告知，他没救了。我一把揪住医生的衣领问，他真的没救了？！”

“他平躺在那里，颈部仍在喷血泡，双眼微睁，面色惨白，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样子惨极了。”

“我犹如五雷轰顶，浑身发抖。从心里想往外喊——我不是故意的！事实却永远不能改变——我杀人了。”

如今，60岁的王冀豫，军人般稳坐，面无表情地诉说。

10岁时，王冀豫才意识到“人是会死亡”，他第一次“害怕极了”。

大人们淡定告诫他，是的，人确实会死。但《钢铁是怎样炼成》里说，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要为解放全人类的壮丽事业献身。

稍大，他和他的伙伴同志学会了穿皮鞋猛踹“阶级敌人”，因为“对待同志要像春风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寒冬般无情”。

搞武斗，他是王朔笔下的“动物凶猛”，要如“林彪说，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

“一个活生生的人居然被我狠狠打死了，他不该死的，我真的非常非常内疚。”王冀豫袒露。

素日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开始惶惶不可终日。

“那种滋味难受极了”——“我想到抗美援越。我想多杀美国鬼子，以洗清自己的罪孽，兴许能重新变成好人。”当然，这也是为圆他儿时的“英雄梦”。

1967年9月18日，王冀豫踏上南下的列车，他要去海南岛当兵。

从保定起，他一路闻到武斗的硝烟。在某招待所附近的海军医院，他数过二十多具尸体，“全被流弹打死。有头被打碎，进城的老农。也有胸口中弹，卖甘蔗的小女孩。还有一个干部，子弹从左脑穿过右脑。”

这时，他想到了王彦宏，“非左即右”的大脑陷入思索，“咱们这个社会到底在干嘛？凭什么这些无辜的人们要枉死街头？”

在海南岛，他待了两个多月，曾经阻止了一场武斗。

“一派头目要拿刀扎另一派抢枪的人。我冲上前去，一把攥住他的手腕，夺下那把刀。那人其实很浑，可我杀过人，我知道他这么干，一定会后悔。”王冀豫每每想起那幕，都称自己特别勇敢。

奔赴前线的请求未被批复，北京又不断传来消息——警方正在追查凶手。

于是，他给家人写信，他杀了人，要投案自首。一生教导他要“做个正经人”的父母，对此没有异议。

同年12月14日，正当他与朋友们离别饯行，有人通知他，他父亲的战友来了，想在外面见见他。

他一溜小跑到门口，只见数名军人伫立，“我们奉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向你宣布拘留。”

“你知道你犯了什么事吗？”一人问。

“我是一个杀人犯。”他相当平静。双手铐上的时候，蓦地释然。

在河南农村，价值观被颠覆

1968年年初，王冀豫被押送回北京半步桥监狱。

“我早想到了死刑，我非常服。”他肯定道，那次蹲监狱于他，“关键及时，恰如以后人生的每一步。”

他像一个文盲，掉进了一所“大学”里。

以前为了塑造成“忠诚的革命主义事业接班人”，骨子里尚武的他也在读书，“但要好看才行，比如《八十天环球旅行》、莫泊桑、杰克·伦敦，《红楼梦》我可看不进去。”

监狱里多是政治犯。他们劝他，好好看看吧，那可是一本大百科全书。他们为他讲解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

“在这样一个‘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环境，这样一群人对我的轰击就是要读书，动脑子，像他们一样善于表达。”他说。

1968年9月27日，王冀豫转入中央学习班。那里聚集的更是政治犯中的“精英人物”。他直喻自己升入“EMBA”，或者“党校”。

1969年春节前夕，王冀豫从学习班放出。

在家，父母告诉他，他能活着，要感激王彦宏的父母。那对朴实善良的老人，经过痛苦的内心挣扎，考虑到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原谅了他。

1975年，王冀豫执意回到农村，抱着“投奔延安革命圣地”的心境，来到河南驻马店的“最穷的县”——新蔡。

那里有邓英淘（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之子，现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吴琰（中宣部教育处处长吴寄寒之女）、金观涛（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回头一想，我生命中结缘的人，多是思想境思高于他人。”

在生产队当队长的邓英淘率先接纳了他。不久，邓发现他是一个“难办”的主儿。

“我能不发飙么？就拿城市的经济现况说吧，粮票、油票、鸡蛋票、布票、买火柴，样样都要本。芝麻酱一年才二两，香油在过年有，总共也才二两。农村生活只会更惨。除了物质生活供给困难，还有文化的流失。一切的一切，你要一个要求下乡、立志改造与再造中国的人怎么想？”王冀豫摊开手地求问。

“我们现在要的不是牢骚，而是怎么办？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怎么办》。”同样为国家前途忧虑，在争论中，邓英淘对他深刻地指出。

那时，吴琰跑来找王冀豫，“黑子，你上我们徐营去吧。我们小队更苦。”

“行！哪儿苦上哪儿。”他二话不说，扛起背包就走。

麦收的一天，一个村民热情招呼，老王，晚上你过来喝酒。今天队里有人降生，从此又是144口人了。

这也没多大事呀？他不明就里。

“有。我们队在人民公社成立时是144口人。可到1959年，就饿死了73口人。直到今天，我们才恢复到最初的人数，”村民解释道。

“乡亲们‘忆苦思甜’。忆的不是1949年，却是1959年。我们说错了吧，你们应该谈旧社会。可他们说没错，1959年，家家没有不死人的。”吴琰记忆犹新。

王冀豫方知，包括他住宿的羊倌家，在那个年月，一家饿死了8口人，只剩羊倌一人。

“羊倌结婚后，生了两闺女。还是饿，我把自己每月的粮票给了他，饿谁也不能饿孩子。”他颇心酸。困难时期，他们一帮大院子弟正享受保育院与在小学寄宿教育制，“除了馋，真没挨过饿”。

日后，他和吴琰常聊，我一个无法无天的人，确实被徐营事实给震住了。

那次，是他俩过去灌注而成的价值观被颠覆的起点。

我不信忏悔，只信仰真话

1979年，王冀豫返城，进入北京特殊钢厂当工人。上世纪80年代初，他到深圳经商；1989年，在京承包下稻香湖马场，牧马至今。

老友王克明悉数王冀豫后来的人生之路。他以为，他与王冀豫，以及编进书中的大批作者心路也相仿：

“我们这代人生长在毛时代，从小接受教育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父辈辛苦打下的红色江山要由我们继承。这份责任感在‘文革’一系列变故中，产生嬗变，从而建立自己的独立思想。”

他们从“家国”意识扭转“国家”意识。从“崇敬个人，相信前面有很多敌人，相信阶级斗争理论，将暴力视为英雄行为，一切围绕革命价值观行动”到清醒认知，“那个年代导致恶的现象，恶的行为”、“只要一个群体只接受一个人思想的时候，那个群体必然什么思想都没有了”。

“我不认同‘忏悔’这个词，忏悔有用么？”王冀豫反问。

1969年，他被放出后，从未见过王彦宏的父母亲，“警方不让我们相见，怕再生闹派系间的矛盾。恐怕他们现已不在人世。”这个硬汉声音低沉。

当年武斗的很多情节，如烟消逝，“但有一种情绪至今还能感受到，就是“仇恨”！”一如他在文中描述，“好像我们的体能、智能都超水平发挥。其实以往的团队训练，集体主义精神往往在一个最荒诞的时代总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犹如希特勒的纳粹德国。”

这篇《背负杀人的自责》发表后，在美留学的女儿读到，很是郁闷地对他说，原来你过去那么坏啊？

“我怎么跟她说明这些？她受西方教育浸染，她能理解‘文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从‘文革’之初，从我打死王彦宏的一刹那，不得不承认，我灵魂的异化就开始了。伴随其间，有金观涛、邓英淘等人不断地对我塑造。点点滴滴的积累，直至徐营时，它发生了突变。这个异化让我接受普世价值，认识到什么才是民主、自由、理性。”

“《约翰·克利斯朵夫》里有一句话，我们从小到现在被各种谎言灌满了，当他成熟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他要呕吐。我是生生吞咽进去。每个人在猛醒一瞬，哦，我上当了，我受骗了，它是一个伤口。每个人的伤口，形成了历史的伤口。可为什么会有？为什么不但今天有，上下五千年历史上也有？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断往这个伤口上洒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想完整记录往事。”

“当人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有什么比真实更值得追求？我有信仰，我信仰真实的力量。就像我在农村和老百姓待在一起，我感到我是真实的。就像我的马，它们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喜欢让你骑，偏不让你骑。它恣意使性，不会暗中害人，不会虚伪地说，我是伤害了你，但我不是故意的……”

已到凌晨1点，这位马场主站起，他要去马棚巡视去了。

2008年冬至，他为已逝的奶奶和父亲，还有王彦宏烧纸。

轮到烧给王彦宏时，火就是点不着。他急道，不用你原谅，我欠你的！恨我，也别和自己过不去。

火腾地燃起。

（部分文字引用《背负杀人的自责》）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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