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担保业危机重重。6月，厦门融典融资担保有限公司37亿元坏账爆发，与担保有关的长长的金融食物链条陷入恐慌与崩溃的边缘。目前，有多家担保公司相继曝光高利贷问题，有银行副行长牵扯其中。
这只是目前中国金融生态链条的缩影，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高利贷如火如荼。高利贷的本质是资金市场化的过程，即加上资金风险高额溢价，由民间市场分配资金。
由于最活跃的金融走出银行，因此，目前评价贷款利率的高低已经无关紧要，贷款规模意义也不大。执着于数据，我们会为银行的自律与银监会的监管叫好。今年二季度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为1.93万亿元，该比重为过去5年二季度新增贷款的平均水平，上半年新增贷款4.17万亿元，占计划比重的50%左右，基本符合监管层调控要求。银行业利润上升、定价权增加、不良贷款率下降。
事实并非如此美妙。在严厉的监管下，最活跃的金融已经离开了金融监管的视线，或者监管者对体制外金融视而不见。金融脱媒现象愈演愈烈，根据瑞银统计，2011年上半年，商业银行发行理财产品10250款，同比增长103%，占2010年全年发行数量的87%，而募集规模也超过了去年全年。潜伏于海底的民间金融规模可能比社会融资总额更高。银监会着眼于银行，对银信合作十分重视，对影子银行如临大敌，却对民间金融视而不见。这显然不是客观、求真的态度。不承认不等于不存在，不监管不等于无风险。
从厦门融典融资担保公司的情况看，该公司以高出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数倍的回报率吸引民间资金，而后以高息对外放贷，赚取息差。垂涎于高额息差，银行业内部人士、公务员等纷纷成为资金掮客，这从吴英案所卷入的相关人士的身份可以一窥究竟。
放弃对民间金融的监管，使得民间金融在无序的状态中前行。以担保公司为例，担保公司是解决中国民间金融无抵押品、无信用贷款的重要中介。担保公司发展步伐极快，据银监会数据显示，去年银担合作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贷款余额6894亿元，较上年增长69.9%。其中，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贷款余额占融资性担保贷款总额的77.2%；为14.2万户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性担保，户数较上年增长58.3%。如此重要的金融中介机构，在监管方面却出现大问题。各地融资担保公司或者由金融办、或者由经发局、或者由中小企业局、甚至由财政部门监管，多头管理的结果就等于没有管理，担保机构因此杂草丛生。
安邦咨询认为，担保公司盈利模式迫使他们走向高利贷之路，其主要收入来源——融资担保费费率目前折合年率一般在2.2%左右，扣除成本和代偿风险几无盈利，而监管部门对担保放大倍数却约束太死。虽然去年初银监会等七部委联合下发 《融资性担保公司暂行管理办法》，规定融资性担保的最高放大倍数是10倍，但实际操作中，一般只能放大3~5倍，银监会统计的2010年倍数仅仅只有2.1倍。而一般放大到3倍融资担保业务可以保本，放大到5倍才可以盈利。由此可见，合规经营下的担保公司只能勉强保本。于是，在利润诱惑面前，有些担保公司开始疏远担保业务，而热衷于高风险投资、高息借贷甚至非法集资。
民间金融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起到了扛鼎作用，在温州、鄂尔多斯，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民间金融的支持。但民间金融却从未能正名，一代代的“金融投机倒把分子”倒下，使民间金融长期处于“小姑娘”主导的水平，中国的民营企业因此无法得到正规的、大规模的金融支持，民间金融长期游离于灰色地带，中国的民营企业很难成为国际一流的、健康的企业。
厦门担保案可能会让某些人得出错误的结论，比如正是由于放任民间金融才导致金融风险上升，正是由于银监会监管不力才导致高利贷盛行。这些看法显然背离了最基本的市场理论，内行人管内行人，银监会的监管可谓百发百中，三个办法一个指引，有银行业的朋友形象地告诉我，就是买酱油的一块钱绝不能用来买醋。严厉的监管无法堵截市场的风险，民间金融与高利贷的泛滥说明了一切。
承认民间金融，监管民间金融，制定民间金融规则，才能让中国的市场经济迎来大发展阶段。否则，温州、乐清、东莞等地的工商业，民族工业之花将凋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