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时进(网络图片)
董时进（1900-1984）是农学专家，曾攻读于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江西省农业学院院长，著有《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可能成为著作等身的学者或高等学府的资深领导者，成为国人都认可和尊敬的名流。然而，董先生是不安份的。在专业领域，他不是默守陈规而是力求新见的开拓者；在社会领域，他不是略补不足而是另立新规的抗衡者。这样的特立独行使他悟出农村生产关系的新面貌，形成了消灭地主所有制乃是逆流而动的认识，因此才有上书毛泽东，反对中共土地改革政策，同时，为改善国内政治生态，他组织了中国农民党，发出一向沉默寡言的农民的呼声。董时进的一生辉煌尽现于这两件大事中。
（一）上书毛泽东，反对中共土改
1949年12月，中共“建国”不久，他就上书毛泽东，详细说明中共土改理论和土改政策的错误，劝其改正。他将上书自行印制数百份，寄给中共若干要员、各党派领袖、有关学术机构和关心并研究土地问题的朋友，希望借此形成一定程度的舆论，以纠正中共对土地问题的偏见。
在上书中，董时进强调，土地改革的反封建性是不存在的，土地分封制早于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时已经废除。他说，帝俄和许多欧洲国家，曾将土地分给贵族所有，可以世袭却不许分割、买卖，领地上的农民必须世世代代受同一领主奴役，随同领地一同转移，这样的土地制度才可以说是封建性的。
董时进认为，分封制废除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开辟，土地的商品价值逐渐显现。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农村的土地往来是“买卖”关系，租佃往来是“契约”关系，已无“封建”痕迹。土地经过开垦才能成为耕地，为使用耕地，还需凿井挖塘，开渠筑堤，砌筑梯田，修建堤坝等等。这些附加值无疑大大增加了农地的商品价值。他举例说，边远地区招垦，每亩定价一角而应招者寥寥，农业产量较高地区的熟地出租，每亩至少十元，超过数百倍，表示这些农地的人工开发改良所积累的价值是巨大的。
他还以实例说明，地主、富农的财产多半是由辛苦经营和节省积蓄而来，土豪恶霸究是少数。由此得出结论，地主、富农以其较高的生产效率而成为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必须爱护而非打倒，他们应受到尊重而非羞辱、残酷斗争。中共宣传，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霸占耕地70％到80％，他对此虚言愤愤不已。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对16省、163县、175万农户所作调查证明，拥有耕地5亩以下的农户占35.6％，5至10亩者占24％，11至15亩者占13％，千亩以上大地主只占0.02％。由此可见，70％以上的农户是小农，他们代表的生产力劲不住风吹雨打，时刻有破产之虞。中共的土改无非是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地主、富农土地细化为若干生产力落后的小农所有，是从先进走入落后，是历史的大倒退。
董时进凭借广博的观察和敏锐的分析，看穿中共土改的实质。他认为，土改不外是要将富人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等夺去交给农民，叫他们利用这些工具替政府生产。这和给牛一个犁和几块地，叫牠去耕，是没有分别的。牛得到犁和田有何好处呢？贫民为了报答政府的赐赏，除了为政府生产外，遇必要时还要为政府打战。总而言之，共产党是要用富人的钱和物，用贫民的力和命，去帮他们打天下。此论言简意赅，击中要害！
他对所谓“农业集体化”也作了入木三分的抨击。苏联的集体农场，就其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而言，是否胜过个体或家庭农场？董时进说，他只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不在苏联，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他尖锐指出，这种制度完全是回复到封建和农奴制度，绝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他说：我一向以为这个办法是要不得的，害处很大的。我预料将来惹出许多乱子，杀死或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看来，董时进确有先见之明，这些都被他言中。
董时进对中共曾抱有幻觉，赞扬过中共“有朝气，精神振作，办事务实，政治廉洁，无营私舞弊等腐败官场恶习”，甚至赞扬过陕甘宁边区政权的“三三制”。正是这点虚幻的感觉、受中共宣传毒化的影响，鼓起他上书言事的勇气，写了份万言书上呈毛泽东。此点与报人储安平颇相似――对中共认识深刻却无法摆脱知识人的愚憨之气，储安平以为《光明日报》交其编辑真的可以任由发挥，董时进以为毛的逆鳞真的可以任由抚摸，岂非愚憨？董的作为与律师高智晟也颇相似――大声疾呼，触犯时讳，自身却毫无防范，乃至突然变色时只能自受折磨，归根结柢是对共产党的认识尚不彻底。储、高的结局令人明白共产党是不可惹的，储不知所终，高被扣失踪，都未逃出中共魔爪。幸亏董受到中共警告（称其为地主辩护，性质反动）后及时醒悟，逃至香港，遂即出版《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我认识了共产党》、《共区回忆录》，反戈一击，一吐为快。
（二）组织中国农民党，成为农民代言者
董时进于1945年10月出席民盟一大，被选为中央委员。由于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纲中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与董的见解相迕，董时进因此写信给张澜，退出民盟。此时，国共内战展开，亟需对形势作出判断。在《观察》杂志3卷11期发表的《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看法》中，他表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则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人民对于共产党最怕的是它的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党派根本不能存在。”董时进将国共两党的不同加以区别，由此影响到他的政策取向。他要求政府惩办贪官，整饬法纪，同时，建议政府实行改良政策，出资收购大地主土地，成立自耕农基金会，出资扶助有自营能力的农民购买或租赁政府手中的土地。在他看来，这是抗衡中共土改政策的一种手段。但是，这些构思均被国共内战炮火彻底轰毁，未成事实。
面对同胞之间自我残杀，董时进认为，只有组成一个政治团体才是参与国是争议的途径，于是，1947年5月12日中国农民党在上海诞生，董任主席。成立宣言表明农民党的使命：“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从此，董时进在中国破天荒树起一面农民旗帜，要靠农民力量的崛起振兴中国的民主事业。在这个总目标下，农民党的实际政策走向是，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修明法纪，惩处贪官，另方面反对共产党实行的土改政策，要求保护地富财产所有权，这种夹缝中的奋斗，必然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排挤。农民党的口号是：“主张改良，反对暴力”，强烈反对内战，直接挑战国共两党。尽管它一再声明严守中立，“决没有和国民党或任何党争江山的野心”，可是，微小的善良愿望无法左右当时国共拼死拼活的政局。
象所有当时的第三势力一样，在倾向国民党或倾向共产党的左右摇摆中，天平逐渐沉向共方。蒋政权1946年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农民党拒绝参加，说“国民代表大会不代表农民”。1948年4月中共发布纪念“五一”口号，意在举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到达中共统治区的李济深等55位各界代表发表声明，一致表示承认“中共领导”，“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董时进对此游移很久，直到1949年1月才表态，声明拥护中共提出的对国民党政权的八项和平条件，4月派代表到北平，谋求参加中共主持的新政协会议，5月董时进到北平，致函周恩来要求会见，6月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约见董时进，指出农民党的“反动性”，“农民党是地主党，农民党的路线是地主路线”，胁迫董时进解散该党。董时进无计可施，于6月25日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中国第一个农民的党，仅仅生存了两年就寿终正寝了，正象他所认识的，中共的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异见）党派根本不能存在”。1950年4月，董时进逃至香港，辗转到达美国，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而且以其精湛的农业学识成为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他在美国过了30余年安适生活，1984年才结束他的一生。
逃离中共统治是董时进所作的正确选择。试想那些才高识广的著名人士，象著名的费孝通，仅仅因为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多情反被无情恼，后半生极尽屈辱周旋，哪还有一点作人的尊严！再如著名的书法家启功，在《自传墓志铭》中说什么“瘫趋左，派曾右”，“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自作屈辱以示宽心，说明对丧失自我尊严的极端愤慨！中共领导集团处心积虑地打击知识人的自尊、自信、自爱、自保的意志。1958年3月16日由中央统战部导演的向毛效忠的活剧在天安门广场演出。民革李济深、民盟沈钧儒等在广场召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大会”，表决心，读誓言，恭请党和毛作监誓人，“随时考验我们的忠诚和决心”，会后由李济深、沈钧儒分别率领队伍沿长安街游行，高呼口号。如果董时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看到这场表演的电视报导，或者看到这场活剧的新闻介绍，他将会怎样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