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象上，当前的经济运行周期与2007年底极度相似——经济回落伴随着较高的通胀。但是，这一次矛盾更为尖锐：从当年的外需萎缩演变为当前的内部矫枉。据此，中国经济面临着三种抉择：一是继续扩张。但产能过剩和环境资源承载力约束势必威胁增长的可持续性。二是体制复归。即针对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存在的矛盾，试图以更大力度的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发育中的种种问题，结果很可能演变为以转移支付为起点，以财税收入的进一步增长为表象，以实体经济受损和市场机制弱化为归宿。三是结构调整。以产业转移和依托市场实现要素收入分配的均衡化，但在短期不得不以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竞争力弱化、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为代价。
这三种抉择决定了中国的中长期增长态势。一旦通胀缓解，政策基调很可能演变为对经济再次探底的担忧，宏观政策由紧转松，项目投资再度旺盛，资产和资源品价格再度上涨。
如果出现经济下行伴随失业，通胀意味着生活成本上升，则补贴和财政支出成为重要选项。既然要管，则要有钱；钱之来源，无非财税。税负过重，则必成竭泽之势，最终可能是硬着陆。
若经济下行和非国有经济部门融资难，意味着一批企业从市场退出，惟有当退则退，方能逼其转型；否则必现道德风险。既然企业可以通过低成本融资把风险转嫁给金融部门，而金融部门再通过负利率把成本转嫁给公众，何必做吃苦受累之转型？谁能担当在GDP增速下降进程中出现的收入增速下降甚至社会矛盾激化？
可见，在上述三种前途中，惟有转型是压力最大的。但是，只有转型才可能确立微观主体责任自担机制，也才可能回归实体经济增长的旺盛期。
之所以抉择难，关键原因是对一些基本问题至今缺乏共识。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了危机？2008年以来，金融界把过度金融创新作为危机的根源。但是，还有一种更为简单但显然更深刻的认识是，只要把钱给了不该给的人，则信用风险上升，最终危机不可避免。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项目融资演变为次贷的概率在上升——这不是结构性金融产品，仅仅是最传统的银行放贷。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面对萧条？为了应对经济萧条，美国在2000年网络股泡沫破裂后放松银根，而中国在2008年面对出口负增长亦是放松银根；结果是前者已现危机。或许这就是宏观调控者对萧条的终极恐惧。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宏观调控的占优策略是明显的。
第一，当实体经济出问题时，不是放松银根去保，而是维持货币稳定去推动结构性调整。单纯地保只能导致问题后延且变得更加不可收拾。第二，货币稳定不意味着政策无所作为。财政对因实体经济萧条和结构调整所造成的失业应该给予个体的补贴。改项目投资为公共开支是政策调整的必然道路。第三，货币稳定的基本目标是金融的系统性稳定。
在三种前途的抉择中，如果我们的决策机制是具有纠错能力的，如果我们是追求经济效率的，那么让一种更加公平的机制决定输赢是至关重要的。一是宏观决策者不应该过度关注微观主体的景气，如果市场决定了企业的生死，那就让失败者向成功者看齐吧。一味救助的结果是奖劣罚优、资源错配。二是相信微观主体的充分理性。所谓转型不是宏观调控者决定发展哪些行业或区域，而是允许经济主体更自由地作抉择。或许，当我们不再制定新兴产业目录之时，新兴产业就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