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大陆媒体中，《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主任王克勤堪称揭黑记者的一面旗帜。他笔下揭露的北京出租车垄断黑幕、山西疫苗乱象、河大飙车案等一系列事件，成为当代揭黑报道的经典之作。然而在7月18日，王克勤所在的调查部却被整体撤销，此前他待分配的住房也被剥夺。
“中国揭黑记者”王克勤
7月18日上午，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学者钱钢在微博中发布信息称：“惊悉王克勤领导的《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今天上午被“连锅端”，严重关注！”消息发布后，迅速引起网友关注，截止当天夜间，已被转发5000多次，评论1800多条。
王克勤本人却对此保持低调，他个人博客和微博都没有提及此事，但在钱钢透露消息不久，王克勤也转发他人摘自德国达豪集中营入口镌刻的名言称，“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灭口！”
面对这种异常举动，其他知情的媒体人纷纷发言，事件的原委由此逐渐清晰。
这一事件的前因还要追溯到2010年3月17日，当时《中国经济时报》刊发王克勤团队的长篇调查报道《山西疫苗乱象调查》，引起舆论哗然。两个月后，时任《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辑、签发该报道的资深媒体人包月阳被免职并调离，原发展出版社代社长韩立军接任该报社长兼总编辑。
山西疫苗乱象
此次调查部遭裁撤，据称是韩立军以财经媒体转型为名，对王克勤团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中的最新一击。此前，中国经济时报社经集体研究为王克勤等职工各分配了一套住宅，但社长韩立军近期签署红头文件，将王克勤的住房改为集体宿舍。
在《南方周末》编辑傅剑锋等人看来，中国经济时报社的这种举动，无异于是对王克勤的公开羞辱。王克勤的团队一直以清贫著称。据称，王本人在报社的月薪仅为2700余元，这一收入水平甚至低于某些体力劳动的农民工。但这个富于理想的团队在这种清苦条件下，完成了多部具有影响力的重磅报道。
王克勤的前同事、记者冯军在微博中透露，据他所知，自山西疫苗案后，王克勤一直“被整肃”：多次会上被批为报社“不正之风”，后被要求不许擅自接受采访，不许做负面新闻，本次调查部被撤销之事亦不许外泄。
王克勤的好友、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也在“经济观察网”上撰文为王克勤鸣不平。但他不赞成对此事的过度解读，即认为舆论监督、特别是调查性报道的大环境恶化了，或者报社以外有人要拔掉王克勤这样的钉子。事实应该不是如此。近期瘦肉精、达芬奇等调查性报道依然风生水起。
或许是对此有所感知，此前的7月12日，王克勤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他在《法治新闻传播》2011年第2辑上刊载的文章《调查性报道基本问题梳理》，将他来京从业十年的经验和盘托出。
王克勤在文章中提到，中国大陆严格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应当以1998年《财经》杂志的创办为标志，发展轨迹呈现为“驼峰状”波浪式发展：2003年孙志刚事件报道造就了第一个高峰期，但随后有关部门出台了不得跨地区跨行业监督的禁令，导致2005-2006年报道滑坡。第二个高峰是在2007年，《财经》杂志发表《谁的鲁能》，揭发“黑箱私有化”和“合法”瓜分国有资产的黑幕。随后的2008和2009年，因北京奥运会和建国60周年，调查性报道再次进入低谷期。第三个高峰出现在2010年，标志是关于山西疫苗乱象以及截访“黑监狱”安元鼎公司的报道。
北京保安公司安元鼎私设黑监狱截访关押。
安元鼎公司的"保镖随卫保镖特勤"。图片来源：安元鼎公司网站
王克勤对后来者提出的建议是：调查性报道成败的关键在采访调查。一个好的调查性报道其工作量配置应该是：10%用于选题遴选；75%用于采访调查；10%用于思考梳理；5%用于新闻写作。他强调，采访必须深入现场，进行全面、精确的报道。对于事实要反复核实，文字却力求平白朴实，不能文学化、情绪化，更不能慷慨激昂、随意宣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