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9年拉萨发生藏民武装起义，到2009年新疆维族与汉族民众打斗杀戮，以及 2011年5月内蒙古爆发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蒙民抗议示威，近日新疆又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新疆和田市最近几天发生的流血事件，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中共当局透过喉舌媒体《环球时报》将事件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并否认向示威者开枪。
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此提出强烈质疑，中共官方指控维吾尔人暴力袭击、恐怖袭击派出所，但对维吾尔人在抗议之前遭到的武力镇压和冲突刻意回避。
迪里夏提表示，中共开枪镇压有20名维吾尔人死亡；包括4名妇女和1名儿童在内的12人受伤。由于中共封锁消息，实际伤亡人数可能更严重，19号，已知有 70多人被逮捕，而大规模的清查搜捕仍在继续。迪里夏提反驳中共说法，中国指控喀什地区的维吾尔人流窜到和田。如果喀什地区有恐怖涉嫌，为何不在喀什作案，而流窜到和田？
不仅如此，2011年5月蒙古族也发生了30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西藏也发生了多起僧人示威而被镇压的事件。
反抗的烽火不断在西藏、四川、新疆、内蒙等地燃烧，引起了人们对中共民族政策问题的关注。
少数民族为什么抗争？
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反抗的民众都是在中共体制下教育出来的，但一遇到少数民族的抗暴，中共一概指责为境外敌对势力。少数民族为什么抗争呢？
1、 历史原因。中共对各个少数民族都实施过屠杀
对藏民的屠杀：袁红冰教授在《翻越喜马拉雅－通向苍穹之巅》一书中揭示，中共暴政才是西藏人不自由的根源，也是西藏人苦难的根源。藏人现在总体的人数是六百万，而六十年来被共产党迫害而死的藏人就有一百二十多万，也就是藏人受到这样一个残酷的、前所未有的残酷的大劫难。
第十世班禅大师在他的著名的《七万言》中说道，在中共的军事镇压之后，军事屠杀之后，许多藏民居住的村庄里，只剩下了妇女、老人和儿童，青壮年全部被杀死。班禅大师还揭示了另一个发指的罪行，就是共产党的军队对藏人进行了集体屠杀之后，把这些受害者的尸体埋进了土坑之中，又逼迫他们的亲属在土坑之上高歌起舞，来庆祝暴政的胜利。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就残酷到这样的程度。
对蒙古人屠杀。据旅居纽约的蒙古学者清格尔图，1999年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共对蒙古人的大屠杀》，引述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的数字，文革中，内蒙古有5万多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位比上述中共官方数位高出三倍多。据清格尔图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统治下，有15万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62年，伊宁市、塔城都发生严重屠杀，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和蒙古族等各族当地居民，骑着马、骆驼，赶着牛羊、坐着马车，人喊马嘶，像决堤洪水，滚滚冲过边界关卡，演出了一场悲壮的现代"出埃及记"。据中共档说，逃亡人数有15万到20万，民间说法是 70万。
2、中共的文化灭绝政策
西藏：
据了解，西藏当局目前推动的“淡化宗教”，被宗教信徒视为有计划、有系统的对宗教的消灭。
对此，走马观花的旅游者看不到。形式上的宗教活动似乎都在正常进行，然而西藏宗教的命脉——被称为 “三宝”的佛、法、僧却都受到遏制和摧残。西藏宗教界最担忧的是当局对讲经弘法的封杀。
从很多报导我们可以看到，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与迷信层面，无法了解宗教真谛，由此必将造成宗教衰微，还有奢靡之风的兴起与社会风气的败坏。
而不满的宗教人士表示，表面上香火旺盛的寺院形同展览馆，而只让老百姓点灯磕头的宗教自由，作用只在于欺骗外国访问者，还不如没有。
中共在西藏的头脑就抱怨：“这些年，我们花在修缮寺庙的钱比花在修建各级党政办公设施上的钱还要多。在我区有些地方，寺庙比和平解放初期还多……宗教组织和人士也应当知恩报德，不应纵容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的名义为非作歹。”
藏人对此这样说：“他们（中共）也许为我们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是最后一件却是要杀了我们。是否我们还要感谢他们，要对他们感恩戴德？”那被说成“要杀了我们”的事，其实就是对西藏宗教的扼杀，因为藏人没有了宗教，也就等于没有了生命。
新疆：
中共强迫维族融入汉族，汉化维族，许多维族同胞都不穿民族服饰了，新疆有几十万人因为核子试验而死亡，这个问题也是过去很少人提到的，中共为了发展军事霸权最大的受害者是维族人。在北京的维族人搭公车都会受到歧视，这种歧视又是中共所默许的。
内蒙古：
中共大汉族主义民族同化政策使蒙古人失去他们的民族文化，如今内蒙古的蒙古文化到了灭完的边缘。中共通过大量移民汉族移民，使当地蒙古族在经济和文化上受到汉族的支配，失去主体民族的地位和权利。
蒙古族的语言文字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如今说蒙语却受到歧视，在自己的首都，招工不要学蒙语的人，餐馆里也不许说蒙语。汉族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占了绝对优势，所谓领导阶层的几个蒙族人也只是摆摆样子，不听话立刻下台，后代似乎成了象征性的符号。
蒙族人为了孩子的未来，更为了孩子的生存不得不选择汉语，而蒙古族传统的语言文字，对孩子已失去真正的意义。
评论认为，这些不会说自己语言，不会写自己语言的都市蒙古人，再也无法体会到草原文化，对自己的民族历史一片茫然。内蒙古的蒙人比例也在急剧减少，一代代“汉化”下来，这个民族不是趋于灭绝吗？
3、 中共现行政策导致的抗争
西藏：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揭示了西藏的情况。拉萨有60%的汉人，更多汉人涌入，占据工作机会和产业。现在拉萨70%的私人商业：餐馆、旅馆、商店是汉人的。50%以上的政府职位和工作人员是汉人，40%高中和大学毕业生没有工作。拉萨的西藏大学是为西藏人办的，但是大部分学生是汉人。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从来不是藏人。拉萨的商店、餐馆广告上明写着，雇汉人每天给50块，藏人30。在西藏，身上带着达赖喇嘛的像，被发现就可能坐牢。之所以还有接连不断的抗议，是因为人们没有出路。
洛桑桑盖说，中共为了宣传，请一些藏人到北京为它们站台。但是这些藏人到了北京住旅馆时被告知，这家旅馆你不能住，只能去给藏人指定的旅馆。所以即使是被纳入中共体系的藏人，面对这样的区别对待，他心中也不会忠实于共产党。
新疆：新疆当局在维人居住地区的喀什等城市大兴土木，一方面用金钱诱惑居民，一方面趁机消灭有民族特色的城市，爆发征地与反征地的冲突更是必然。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则认为，中共的高压统治，再加上移民大量入侵严重威胁了维吾尔人的生存空间，这些都是触发抗争的主要因素。
内蒙古：中共所实行的大规模汉人移民使蒙古人口只占全区的18%，迫使蒙古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成为绝对少数。大量汉人移民毁坏性极大的开垦和开发严重破坏了蒙古民众千百年赖以生存的草原环境。
为了合理化在内蒙古的侵占并掩盖其环境破坏行为，中共政府在内蒙古实行了所谓的“生态移民政策”。在2001年正式通过的该政策是在“恢复草原生态环境”的藉口下，以强制性搬迁所有牧区和半牧区原住蒙古牧民，从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草牧场到汉人占压倒性多数的农区和城镇。另一项同样极为不公正的政策是近年通过的“全面禁牧”。这项政策规定，草场上放牧是非法行为，应以巨额罚款和没收牲畜来惩罚。在中国蒙古民族最基本的生存权遭到了严重践踏。
学者对少数民族抗争的看法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认为，中共政府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搞得这么紧张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候。中共名誉上搞自治，但它根本不是自治，而且它对这些少数民族的控制，甚至比对汉人的控制还要更严厉。加上民族歧视，显然会引起少数民族不满，所以就会有层出不穷的矛盾。
资深政经评论家林保华认为：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从一开始就是假的。在推翻别人政权时，鼓吹民族区域自治，鼓吹分离主义，到自己掌权时，就是假自治、真独裁。有人向中共献策说，用“柔性”的办法来处理民族问题。但是不论柔性还是刚性，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目的就是要同化这些少数民族，消灭他们的文化与族群，不论柔性还是刚性，一样会遇到反抗。
法学教授袁红冰表示，中共所谓的经济发展最后都归结于要维护中共暴政一党独裁的专政统治，而不是为了给人民幸福，那么中共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它的目的也是如此。共产党要从本质上消灭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文化的存在，作为一个信仰的存在，这是问题矛盾的焦点。中共对各个少数民族一直施行的是文化种族灭绝，也就是说它们要用党，中共的党文化来取代各个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化。每个民族保护、保存自己文化的传统这都是人最基本的权利，因为人毕竟是一个心灵的存在，人是一个精神的存在，一种意志的存在。中共的做法，导致各少数民族不断反抗中共暴政的行为。
权利运动负责人胡军表示，不管是新疆、西藏、内蒙古发生的警民冲突事件，中共一贯以栽赃的方式，扣老百姓的罪名，任意屠杀。中共政府也总是采取激发“民族矛盾”的方式，来转移问题焦点。
胡军说：“如果说是汉族和回族的事情，他会说是分裂主义；在广东增城发生的事情，它会说是广东和四川人的问题。它总是采取这种方式，来掩盖它们的邪恶。”
少数民族真正的诉求
西藏人：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近日再次阐明，藏人要求的不是独立，而是自治。
洛桑桑盖说“藏人代表送给北京的备忘录写明，如果中共政府执行自己的法律和宪法，以及1984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把从前保证的都兑现，这就算给藏人自治了。”
维族人：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在维吾尔人华盛顿召开国际会议开幕式期间受访时说：“我们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将汇总所有维族代表们就东突维人生存问题提出的意见，由此设计出促使维吾尔民族获得政治、经济和宗教自由的政策，并且加以推动。”
迪里夏提表示，自从2009年新疆发生7.5事件之后，中国政府没有停止对维人的迫害；中国境内的维人和汉人有同样的政治诉求；维族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对立更多基于政治上的诉求，民族矛盾为政治冲突的派生。
蒙古人：“内蒙古人权保护同盟”主席席海明表示，内蒙古是中国第一个自治区，1947年就成立了。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蒙古人民族自决，或者内、外蒙合并，这些都是当时提出的主张。但是，共产党来后，说好好自治会更幸福。但是以乌兰夫为首的一部分蒙古人接受了这种主张。蒙古人感觉，自治在刚开始，在乌兰夫时代，还有一点样子，但后来越来越是一个虚牌子，蒙古人没有任何权力。
后来，文革中大屠杀。蒙古六万多人被杀。并不是因为蒙古人造反被杀，而是共产党在对苏战争中，认为要清理后方，怕苏联人打进来后，蒙古人和苏联跑，所以，就像剃韭菜一样，要把一部分人杀掉，省得它将来和外蒙，或者苏联合作。
席海明的观点是，如果能够走出中国这个框架，那当然最好；如果走不出来，那就是在中国的框架下，高度自治。
民族问题如何解决？
民族问题独立学者王力雄认为，中共的民族政策整体上还是怀柔与强制并行。政府对少数民族分为上层精英和下层百姓两个不同层面，区别对待。对上层精英，政府有时会使用统战的方式，但总体来讲是使用强硬方式压制。但对普通百姓，基本上使用的还是怀柔政策。
王力雄指出，新疆的民族问题走向族群冲突的趋向早已形成。王力雄认为这种形势非常危险，非常令人担忧。一旦演化成种族对立，冲突就会波及全民，每个人都把对方民族的成员当作敌人，这样的冲突将会很难解决，政府很难做到让双方民族都满意。
王力雄对中国走出这种民族问题困境的前景不很乐观，认为现在的局面有些积重难返。几十年的民族政策一步步走到今天，而现在既没有走出这种局面的超越性的思路，也没有这种意愿。
资深政经评论家林保华：解决民族问题，一样要政治改革，尤其是提升人权意识，懂得尊重别人、尊重别的族群，尤其弱势族群。中共签署了联合国人权宪章，就要懂得“住民自决”的道理。90多年前的毛泽东还主张成立“湖南国”，赞成过蒙古、朝鲜、台湾的独立，怎么掌握了政权就变脸？就是因为共产党掌握国家资源的特权利益在作怪。
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袁红冰教授认为，中共的所谓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根本不顾自然环境的保护和责任环境的维护的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共的官僚买办集团和国际上的大资本联合起来摧毁中国人的。少数民族的抗争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一次抗争，
袁红冰表示，问题的彻底解决只有一个，那就是用人类理性和良知所能允许的一切方式和方法，彻底的否定中共暴政，然后在中国的全境之内实现各民族的共和。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根本的问题。
袁红冰说：“中共共产党暴政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公敌。无论是藏人，汉人，蒙古人，只要不摆脱中共暴政的统治，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过上一个自由而幸福的生活，甚至连生存的权利都会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不管各个民族之间有多少矛盾，有多少历史的恩怨，现在彻底的摧毁中共暴政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
资深政经评论家林保华认为，中共现在是四面楚歌。除了中国周围国家“反华”情绪高涨，国内不但是少数民族问题，连“地方主义”也在困扰中共，这也涉及利益与自治。如果处理不当，“地方主义”会演变成“分离主义”。最后当“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结合，就是推翻中共这个独裁与腐烂政权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