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获得了“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第一名，却被邓小平的御用摄影师杨绍明强烈谴责西方记者的摄影报导严重失实
一九九二年初，杨绍明在香港访问接受采访时，公开鼓吹中共对“六四”进行镇压“绝对是正面的”。评论界认为，且一气焰之嚣张，甚于所有坚决支持实行铁血政策的中共元老及他们的一些子女；其口气之狂妄，超出至今所能见到的所有中共肯定“六四”镇压的宣传材料和官方讲话。这其中玄机何在？
杨尚昆《我想有个家》
杨尚昆是中共元老中婚姻史最简单的一个，青壮年亦无风流韵事流传。但他丧偶之后，民间一直有他如何择偶续弦的各种传闻，甚至指名道姓说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仪（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次年三月由外贸部常务副部长升为部长）嫁给他。
为此，一媒体刊登的一篇“吴仪专访”，专为此事澄清事实。文章中当然不便具体点出杨尚昆的大名，祗是借吴仪之口言及她“曾为投身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担误个人大事，当今又更是为造福北京市千万人民的革命工作，无暇考虑私人生活。”同时，吴仪对外界各种“不负责任的流言”抱不屑一听、不值一驳的态度。
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北京人在强大的红色恐怖压力下敢怒不敢言口，祗能私下里编出些政治笑话拿高层领导人取乐。其中一则说杨尚昆、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四人曾夜半至北京某歌厅一起唱卡拉OK，席间应歌厅主持人之邀每人点一首“我最喜爱的歌”。于是，杨尚昆点了一首《我想有个家》；江泽民点了一首《希望你明天还爱我》；李鹏点了一首《我不是个坏小孩》；李瑞环点了一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对其他三人的暗讽或挪榆都是从政治角度，唯对杨尚昆是拿他的“私生活”取乐。
杨绍京死于白血病
李伯钊与杨尚昆育有二子一女，长子杨绍京（又名杨绍军、杨广生）、次子杨绍明，女儿名杨李。
中越之战后，杨绍京官至军级。一九八九年“六四”期间，传说他系参加镇压的二十七军军长，但为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所否认。事后通过中共自己的宣传，外界方明白“六四”镇压的主凶实际上是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代军长是张美远。此人在中共十四大上被安排为中共中央委员。
“文革”期间，杨绍京曾与一位美貌的姑娘相恋，时间不长，这段姻缘即因杨尚昆成为那场革命首当其冲的被打倒人物而告吹。后来的妻子相貌平平，夫妻感情也一般，育有两子，据说其中一子还患有弱智症。
一九九二年，杨绍京入读国防大学，眼看更上一层楼，突然患了不治之症白血病，几个月后去世。杨绍京是父亲在政治上最寄予希望的儿子。可白发人送黑发人，杨尚昆望子成龙的希望也就破灭。
邓杨姐妹友谊成明日黄花
杨李的丈夫王小朝，也是一个高干子弟，“文革”前毕业于北京八一学校，与扬李上山下乡时相恋成婚。王小朝曾任总参谋部保利科技公司总经理，杨李留学回国后也任职于这家公司。
保利公司属总参装备部军事贸易局下属企业，专营海陆空三军各种军需品的进出口业务。一九八九年再重提高干子女不准经商，杨李即回总参工作，王小朝自称“待业在家”。没想到的是，保利公司此后的总经理职务竟由贺平继任。贺平是老中将贺彪（一说为中共另三老贺诚）之子，又是邓小平爱女邓榕之夫，所以王小朝与杨李岂敢有半点怨气，因为他们的父亲也是邓小平的马仔。
直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抛弃杨家将之前，邓榕在所谓“门第相当”的高干子女群中，与杨李的关系最为密切。
一九九二年以前，为了邓、杨两家子女在工作上的联络方便，特别是为了两家子女想结伴出国旅游时能够名正言日顺，邓榕和杨李的主要任职单位（即拿工资的那个单位）解放军总政治部还专门将邓、杨两家子女全部安排在“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任职。
有心的读者查阅一下中共那名目繁多的“对外友好团体”就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个“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是个非常特殊的组织，至少在其人事安排上是这样。
这个机构成立于一九八四年，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国协会”等机构完全是重复设置。
这个单位是地地道道的军方机构，办公地址就设在总政机关大楼里面。且一机构设置是“副大军区”级，属下设有“亚洲部”、“欧洲部”等同外交部的司局一级平级的单位。协会建立之初一直到王震去世之前，王震始终担任名誉会长，而邓榕是该会的副会长，杨尚昆长子杨绍明和女儿扬李于同年同月一起出任会长助理，邓朴方则担任顾问。邓榕的军职级别正是被总政治部按照这个机构的编制定了副军。依此类推，杨绍明和杨李的军职级别也应该在正师和副军之间。
正因为有如此别具一格的人事安排，这个机构在中共军界和外交界曾被称之为“邓、杨家族友好联络会”；也有人将此机构简称为“邓杨友协”。
但是，在一九九二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杨家将突然被逐出权力核心。邓榕也同她父亲一样，翻脸不认人。
邓小平倒杨波及子女
倒杨事件发生后，邓、杨两家近一年时间内再无走动，邓榕与扬李过去那种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关系也一夜间变得一方冷若冰霜，另一方如避瘟神。
“杨家将”失势后，杨尚昆立刻召开了家庭会议，要求子女们对外一不得随便议论党内人事变化，二不得公开对邓家表示不满。而杨绍明和杨李从此也就非常知趣地不再为邓榕这个副会长“助理”了。
有元老子女“圈子里”的人士传出消息说：邓、杨交恶后，杨家子女出入任何场合都要事先考虑邓家子女是否也在，如果是，肯定回避。一方面是出于避免尴尬的考虑，更主要的是杨家子女心中怨气冲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与邓榕等人遭遇，难保会激出几句难听的话来。
“圈子里”的人士还具体举例说：过去，祗要邓、杨两家子女同在北京，邓榕和杨李时常相约带全家到中南海里游泳，具体地点就是当年为毛泽东建的那座游泳池。而且，这两家人到此处欢娱从来不需要事先向管理部门打招呼，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但邓、杨交恶以后，杨李再去中南海游泳之前，必定要先打电话。倒不一定为了尊重管理人员，而是没好气地问一声“邓家的人在不在？”如果回答“不在”，杨李才会到场。
中共军内有人分析说：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几年来对邓小平忠心耿耿，鞍前马后，所以局外人都对杨尚昆全退、杨白冰离开军队实权职务的安排表示吃惊。甚至中共党内也有人就此事联系胡耀邦和赵紫阳当年的下场，评论邓小平其人对他的亲信向来是“卸磨杀驴”，令人心寒。
邓小平这种作法的最大遗患就是令他自已在去世之前已变成孤家寡人的前提下，将自己的子孙后代完全暴露在政敌的枪口之下。试想，邓小平去世之后，无论是邓小平过去的政敌，还是可能会背叛邓小平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一日拒党内斗争的炮口对准邓家子女，杨家将会采取什么立场？还能像一九九二年以前那样心甘情愿地为邓家做掩体吗，首钢原董事长周北方出事后，一位与杨家子女过从甚密的军界人士非常感慨地说：杨家将十四大上失势看来真是塞翁失马。若不然，杨家几个孩子跟着邓家子女联手到商海里倘个痛快。到头来，兴许也会像周北方一样当了邓家子女的替罪羊。
从这番谈话中，不难看出杨家子女对江泽民打周北方警告邓质方的作法，多少有点兴灾乐祸的想法。
“退下来的邓小平”得第三等奖不服气
一九八八年，杨绍明参加了“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以“退下来的邓小平”为题的照片获得了第三等奖。第一等奖的得主拍的是教皇．！第二等奖的照片是英国首相余契尔夫人。
杨绍明对这个评选结果并不服气：“因为评委都是英国人，对中国人有一种“排斥”，其实我那张照片很精彩。当然，能挤进去也不容易，中国祗有我”个人拿了这个奖，现在还是O的突破。”
但大陆一些摄影家，尤其是新闻摄影记者对杨绍明这次得奖，比他本人不服气的情绪还要大。他们发牢骚说：“杨绍明能得奖，不过是靠他自己的特殊身份有机会拍中国的‘教皇’。所以，杨绍明同国外的新闻摄影奖得主的区别是：人家是‘会’拍教皇，而他祗不过是‘能’拍‘教皇’罢了。”
杨绍明头衔多，实权小
有人说，杨绍明的名片肯定比别人的大得多，因为他的头衔太多。
杨绍明兼任的主要职务有：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会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共文史资料研究所副所长兼研究员、中国当代摄影学会主席、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助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共中央历史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新华社记者、北京利影彩色图片服务中心董事长及现代摄影沙龙执行主席等等。
其实杨绍明这些头衔大多是空衔，实权和实惠无法与其他“太子党”相比。
由杨绍明任董事长的利影彩色图片服务中心，设在北京建国门外的北京国际大厦（由荣毅仁的中信公司投资兴建）一楼。海外曾报导说由于杨绍明的特殊关系，北京规定出国人员办护照所用照片一定要到这家公司拍照，而各国驻京领事馆和各类机构人员的有关照片也必须到这里拍照或冲洗，因为这样可以一箭两雕，一是让服务中心生意兴隆，形成垄断业务，二是让这家服务中心在冲洗照片时可留下档案照片，作特殊用途，但此传闻尚未证实。
一九九一年七月，杨绍明曾在上海主持举办了一期“上海一日”影展，全国摄影名流趋之若骛，地方党政领导人因为一要为拍照片者拍马屁，二要以附庸风雅表现领导人的现代意识，所以也乐于前往捧场，影展自然也大得成功。
曾是邓家的御用摄影师
杨绍明是大型画册《邓小平》的主编，其中收录的近年照片多为杨绍明所拍。他说为此画册花了一年半的工夫筹备。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邓小平接见北京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照片，也是杨绍明所拍摄的。一九九一年初，邓小平到上海视察，杨绍明为他拍了一些特写照，后来送到西班牙参加影展，参观者大吃一惊，他们都以为邓小平的身体状况不好，但是照片中的邓小平看上去精神攫铄，很是健康，和外界宣传及意想中的邓小平判若两人。“六四”以后，海外媒介报导邓小平死亡影响了香港等地的股市。人们讽刺说，邓小平的真实健康状况除了他家人，唯有杨绍明最知情，所以做股票生意的人如果能巴结上杨绍明准能大赚。
也有人椰榆说：与其说中国大陆政治局势是否稳定取决于邓小平的健康状况，还不如说取决于杨绍明的摄影机镜头。
为何鼓吹铁血政策
杨绍明发表的一张开于邓小平家庭生活照被外界给予了特殊注脚。照片上邓小平坐在沙发上，怀抱爱孙，夫人卓琳站在他们身后，一家人笑逐颜开。但是照片的拍摄时期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
几个小时以前，那一天的凌晨，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去世。一九八九年学运正是因此而起的。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胡耀邦已去世，为何还乐融融呢？
这张照片让人可以有太多联想。
一九九二年二月底和三月初出版的两期率国时报周型上连载了两位记者撰写的为尚昆之子杨绍明访问记〉，文章通篇是对话形式，其中所引杨绍明开于对“六四”的评价令人大吃一惊。张口“镇压暴乱”，闭口反对“和平演变”和外来“颠覆”，其口气之强硬远远胜过他父亲。
他强烈谴责西方记者对那场事件的摄影报导严重失实，尤其是曾获得了“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第一名的那张一个青年男子站在坦克前面的照片，被杨绍明指责为正了个大洋相，他们根本不了解事实，受了美国的电视和‘美国之音’的宣传。”
从一九九O年下半年以来，中共官方一直试图在淡化“六四”那场民族大悲剧在大陆人民心中留下的惨痛记忆，“反革命动乱暴乱”的定性也被另一个带点中性色彩的“政治风波”所代替；更有许多中共高干子女及当权者从维护他们的政权的角度出发，反思对“动乱”的处理方式。
而且无论是被杨绍明“拍”得十分满意的邓小平，还是李鹏，都不敢承认“六四”当时的决策错误，也表示了“三年不讨论”之类的话，对内要求、对外保证今后处理“动乱”问题再不会采取“枪炮对血肉”的方式。杨绍明一九九二年初的一番对那场事件的评价与中共的宣传基调显得极不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