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威逼色诱志愿军战俘回国》一文中，我业已解释了诸多战俘不愿被遣返的原因，而那些相信了中共回到中国的战俘们的遭遇只能用“凄苦”来形容。
当年返回国的志愿军分为两批次，一批是甄别时即自愿遣返者共6,670人，另一批则是解释之后回心转意者共440人，后一批人下落不明。
第一批战俘在开城受到夹道欢迎后，到了国内就被关在了昌图志愿军归国人员管理处（归管处，原联合国军战俘管理处）。从1953年11月中旬起，开始政审，整个过程分为动员教育、检查交待、作出结论、安置处理。归管处后来下发文件，说“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战俘必须交代问题，沉痛反省。战俘们不得不开始开会检讨，自我赎罪，写检查反省投降行为。但是归管处在党籍问题上较为宽大，到1954年2月，80%战俘被恢复了党团籍和军籍。
3月，高饶“反党”集团发生后，中央下发文件，要求志愿军战俘95%开除党团籍，表现好的，仅承认被俘前的军籍。于是大部份战俘被遣返回乡，成为坏分子。文革爆发后，大部份战俘受到严厉批斗，不少人受不了折磨而自尽。我在此仅举一例。
曾看到国内《读库》刊载的肖逢（注：四川江油人，父亲曾是江油县副县长，文革时惨死）撰写的《私人编年史：我的一九七八》一文，其中描写了他的舅舅——一个志愿军战俘归国后的遭遇。
肖逢的舅舅年轻时曾在川军中当兵，1949年，其所在的部队向中共投降，后作为志愿军被派往朝鲜参战。在志愿军中，舅舅被培养为入党积极份子，还有个相当于军士的职务。后来，在一次战役中，舅舅成为了联合军的俘虏。
在战俘营中，舅舅属于坚定的回国派，拒绝文身刺上反共文字。他还是在停战后被遣返时举红旗的人之一。可等这些回国的战俘一过鸭绿江，办完交接，中共就将他们拉到山里的一个营地，挨个反复检查。经过严厉检查，没有发现舅舅有任何变节行为，于是将其送回了江油，先是安排在渡口管理所，后做了养路工。同那些被遣送到农村的战友们相比，舅舅还是很幸运的。
然而，在随后的历次运动中，舅舅都成为了挨整的对象，无一幸免。他经常被“革命群众”要求当众脱衣服展示文身的刺青反共文字，因为很多志愿军战俘身上都有。有文字的，是可耻的“软骨头怕死鬼”，打！他脱了上衣，没有，那就脱裤子，脱的只剩内裤，还是没有，这更说明是派遣回来潜伏的特务，被打得更厉害。
就这样，舅舅被折磨了几十年。文革结束后，舅舅也曾要求落实政策，但却无果而终。
同舅舅一样，回国的6,000多名志愿军战俘在踏入国门的一刹那，命运就早已注定。也许，在历经磨难后，他们的内心还是钦羨当年明智选择不回国的战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