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暴动总指挥部旧址
中共于民国卅八年占据大陆以后，即特定八月一日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军节”，军帽上的帽花，也用着“八一”两字；同时在江西南昌将以前的所谓“中正桥”、“介石公园”，以及“中正大学”“中正路”等，都一律将中正、介石等字样凿去，而冠以“八一”二字，由此可见中共对于“八一”二字的重视。尤其是在江西，这个“八一”的符号更其来得特别普遍，等于民国廿年前后的剿匪时期，无论是公园也好，马路也好，乃至于学校等等，到处都可看到“中山”、“中正”二字一样。事实上中共这个“建军节”，便发源于南昌，即众所周知的“南昌暴动”的一幕；但在江西本省人口中，则直称为“七、卅一”事变。原因是“南昌暴动”，实发生于七月卅一日的晚上，后来中共舍弃“七、卅一”，而用上“八、一”，大概还是脱不了一点“唯心”史观的迷信心理，不用“晦”日而用“朔”日了。
由偷偷摸摸到明目张胆
中共对于“南昌暴动”所以特别重视的主要原因，则因中国共产党自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以来，只有政治宣传，而没有军队武力，到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后，虽然有了一些军队武力，但也只是依附寄生于国民革命军身上，一直到民国十六年七月卅一日朱德与叶挺、贺龙所策动的“南昌暴动”，中国共产党才开始第一次以正式武装部队而暴动，这便是中共重视这一天而定为建军节的主因。
当民国十六年南京和武汉（简称为宁、汉）分裂，实则即是蒋、汪的不合作，这时长江中游以下各省，无论是党、政、军各方面，都极端混乱，原因是，从北伐开始以后，共产党潜伏在党、政、军各方面的势力，日趋壮大，凡属国民革命军所能到达的地方，他的势力也就随之而到达、而深入、而根深蒂固，这是中共组织力量所发生的特有效果，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那时江西省的主席为朱培德（益之），这位革命而没有革心的主席，虽然是国民党却有点左倾，他眼见国民党中宁汉分裂的局面尚未明朗化，便一直呆在九江观看风色，省府方面的行政、治安事务，却分别交由民政厅长姜济寰和衞戍司令王均负责，姜虽是朱培德的湖南同乡，但却是个十足的老共产党，而且是江西方面的重要负责人，这时江西的一切行政大权，都操在姜一人手中，有这样送上门的机会，安有不大干特干之理，于是，人事的安排、计画的策动，渐渐地由偷偷摸摸而变为明目张胆了。至于王均虽然是朱培德的老部属，而且又以第七师师长兼衞戍司令，有时冷眼旁观姜的这些举动，不大顺眼，伹这时局面混乱，又摸不透朱培德的心理，也就未便造次，虽然他可以用治安方面的武力来干涉控制，但朱德手中既握有两个教导团而兼任江西公安局长，人枪三千余，力量也就不可轻侮，因此，便眼开眼闭的听其自然了。
江西省党部变成空架子
这时国民政府远在南京，正闹着分裂，对于江西的党政军问题，除了上层的省党部外，其他都已自顾不遑、鞭长莫及了。共产党便趁此机会混水摸鱼，他见省党部无法控制，便用全力注重下层工作，把南昌市党部和各工会、农会等地方实力全部掌握着，于是，省党部便成为一种不着地的空架子了。这时省党部称为“省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十一人，段锡朋以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后任教育部次长及中央训练团副主任委员），程天放兼宣传部长（现任台湾考试院副院长），洪轨兼青年部长（现在台湾），李人祝兼工人部长（现居香港），王礼锡兼农人部长（后参加闽变，现在大陆），邓鹤鸣兼商人部长，此外尚有不兼部的常务委员如周利生（后任中委失明）、姜伯彰（现任台湾立法委员），王镇寰（已逝）。共产党所掌握的下层组织，则有南昌市党部的常委贺益誉、汪功宏、冯惠中等，工会的常委萧努锋，农会的常委方志敏（后于四次围剿被俘）、邵式平（现任中共的江西省长）等。这时双方壁垒森严，每一个机关、学校、社团，都有着两个组织，而且名称亦同，因此，都设有纠察队，准备随时动武的。那时笔者尚在中学一年级念书，根本不懂什么叫政治，什么叫阶级斗争，只是糊里糊涂的，天天跟着开会、叫嚣、简直是盲从一团糟！
女校长游街中途产鳞儿
到了四月二日，南昌的共产党奉到武汉方面的密令，策动一次广泛的暴动，于是由贺益誉、冯惠中、邵式平、萧努锋率领着工人、农人、学生和各工团的纠察队近千人，于上午十时左右，由市党部出发，一路喊著：打倒国民党的走狗段锡朋、程天放……的口号，蜂拥着直冲进省党部，见人就打，见了门窻什物便捣毁，直如疯狂了一般。这时省党部的人员，跑的跑，逃的逃，有逃跑不及的，便在石块、木棍、拳、脚交加下，打了个死去活来。记得有位先生头上蓄着个东洋装，发长长的梳向脑后，因一时逃跑不及，被暴徒抓住了，这暴徒也不先打他，却一伸手将他向后梳的头发从脑后倒披过来，把双眼全遮住了。之后，便你一拳，我一脚的乱打乱踢，而这位先生在自衞与反抗的本能下，也手足齐来，但因双眼被发遮住，毫无目标，于是，对方疯狂的拳脚交加，他的手脚便也拼命的向空乱舞，直如狂人跳舞一般，那情形实在滑稽之至，连其余的暴徒也都住手围拢来看这幕滑稽剧了。这时段锡朋、周利生诸人，见不是路，便纷纷星夜向赣东逃往南京，就中只有程天放、罗时实（秘书）、王冠英（国民党的农民协会委员）诸人没有走脱，竟先后被共党捉了去，此外，还有一位女子职业学校的校长曾华英（女性立委）也被抓住了，一起关在市党部内，第二天，便一个个的戴着两尺多高的高帽，簇拥着沿街游行，而这位女校长曾华英因大腹便便，却竟在这游行中临盆，产下了一个男孩，这只是“七·卅一”事变的前奏。
实行清党下鲍罗廷解聘
到了五月初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鉴于湘、鄂、赣等省，屡次发生暴动，到处散发标语传单，共党势力一天天的膨胀，乃决定在湘、鄂、赣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负责秘密检查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各民众团体的言论、书报等，不到几天，竟先后发现了许多第三国际指示共党的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有：以暴力方式解决土地问题。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和五万工农份子……。这一来把国民党迫得非下决心不可了。七月中旬，便决定实行“清党”，一面解聘鲍罗廷的顾问，一面通饬各级政府机关，准许共产党员一律自动退出各机关，一面又通令各军事部队长官，将共产党人一律遣走，并改组政治部。如此一来，所有共产党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武力，便如热锅上的蚂蚁，大有走头无路之概。
朱德逃窜前大缴警察械
这时张发奎第四军建制下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和贺龙的第二十军一部份便秘密结合，不受张发奎的节制，由九江秘密开抵南昌，和南昌的公安局长朱德会合，并分别部署，叶挺的部队分布于牛行车站一带，以迎张发奎由南浔线来追的部队，贺龙的部队则分布于进贤门外城郊，以防南面国军夹击，朱德的两个教导团（属于王均第七师的）和省会警察，则担任解除王均部的武装，和占据省政府衞戍司令部各机关。他们分拨已定，遂于七月三十一日午夜发动，实行所谓第一次的武装暴动。斯时枪声四起，全城已陷于混乱状态，王均第七师的城防部队，早已被朱德的教导团暗中监视住，等到他们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已来不及抵抗，全部缴械了。朱德在得手后，城中已没有了顾虑，于是一面占领着省政府，高悬起红军的旗帜，一面与姜济寰、邵式平一些原在南昌的共产党人组织苏维埃政府，居然发号施令起来。可是好景不常，等到八月七日，张发奎已带着第四军的缪培南、李汉魂、许志锐等三师兵力，由九江直扑南昌，待抵达南浔线的牛行车站时，南昌已是空城，叶挺、贺龙、朱德以及原先在南昌的一部份共产党员，已带着部队向进贤、临三、宜黄等县逃窜而去，而且朱德在决定逃窜的前夕，召集了全体警察携带武器在总镇坡的总公安局训话，就在这训话中，把全部的警察武器也缴去了。因为枪枝武器才是他们斗争暴动的本钱，非一并掳走不可。
朱毛初会合落草井岗山
这时宁、汉分裂问题，已告解决，朱培德亦随同张发奎部队进入南昌，办理善后，并依照中央决策，将留在南昌未走的共产党人欢迎离境，而轰动一时的“南昌暴动”，至此亦告一段落。不过这时的朱德，年龄虽比叶挺贺龙为大，论地位却只是一个团级军官，远不若叶、贺已是正式的将领，因此，他们由赣东临川一带经由赣南而窜入广东的潮州、惠州，一切还是依从叶、贺的意思居多，到了这年底，他们在张发奎的部队追击下便决定分散，朱德只好又带着残余的实力跑到湘、赣边区打游击。恰值这时，毛泽东在湖南搞农民运动失败，也带着残部退到赣西，于是，他们便很自然会合起来。在湘、赣交界处有个井岗山，属于武功山脉，在江西方面，与遂川、永新、宁岗接壤，在湖南方面，则毗连攸县、酃县等，山势险要，又属边区，因此，经常成为小股土匪的巢穴，这时朱德、毛泽东在逃窜苦战之余，实在需要喘息，可是井岗山上，早已被王佐、袁才所据有，虽纯是山匪，却也拥有二三百人枪。毛泽东见有现成的巢穴，又有识途老马做向导，这是一个值得利用的条件，乃派人和王佐等接洽，愿意大家合伙，祸福与共。王佐本是个少见世面的土匪，更从未和共产党打过交道，居然一拍即合，但自合伙之后不到半年，王、袁的实力便全被朱德渐渐地吃掉了。从此以后，朱德与毛泽东便开始高揭“红军”的旗号，盘据井岗山，势力也一天天的壮大起来，于是，“朱、毛”“红军”之名，便遍传于中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