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长达数月的时间里，美国国会两党围绕提高国债上限展开了一场争论，俄罗斯总理普京批评美国人是寄生虫，与40多年前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谴责美国“以一钱不值的废纸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资源和工厂”遥相呼应；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众多债权国几乎将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了，时刻为8月2日美国可能传出的违约信号提心吊胆；全球对美国国债闹剧批评声音之高亢甚至超过了2010年年底各国对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猛烈抗议。
批评、谴责和抱怨之余，许多人认为美国国债、美元主导和美国经济已经走到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连一些美国精英也持类似观点。譬如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阿特曼不久在著名《外交》杂志撰文，说美国债务水平已经达到一个难以持续的水平。他引用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保罗·肯尼迪《大国兴衰》一书的基本论点：历史上任何大国之地区或全球性扩张，最终都会走到一个临界点，随之就要开始衰落。阿特曼认为，美国政府如果真要降低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就不得不缩减国防开支，它意味着美国必然要收缩其全球军事势力，包括缩减海外驻军、对盟国的军事援助、中情局和国务院的预算开支、美国全球反恐经费，等等。
我的观点非常明确：美国国债对于美元超级霸权和美国主导世界的金融地位，具有最高的重要性。美国国债既不是什么“庞氏游戏”，更不是少数人的“阴谋诡计”，它是美国经济和金融模式的关键组成部分，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抱怨、谴责和愤怒无济于事，只有透彻认识美国的“国债之谜”，我们才能找到真正有效的应对之策。
追溯历史：美国国债对美国崛起居功至伟
不了解历史，就无法理解未来。
尽管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大陆议会和各州就发行了大量债券，然而，统一的美国国债却是美国建国之后才开始发行，具体时间是1792年，它源自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绝顶天才汉密尔顿在合众国创始之初所发动的伟大金融革命。正是汉密尔顿的金融革命，奠定了美元主导和美国金融帝国的基石。
汉密尔顿为美国构建的货币金融体系有五大支柱：其一、统一的国债市场；其二、中央银行主导的银行体系；其三、统一的铸币体系(当时是金、银复本位制)；其四、以关税和消费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其五、鼓励制造业发展的金融和贸易政策。
汉密尔顿之所以倾尽全力开启美国伟大的金融革命，乃是源自他系统深入的金融哲学理念，源自他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史尤其是英国崛起历史经验的深刻把握。远在出任财长之前，汉密尔顿就写到：“1690年代开始，大英帝国创建了英格兰银行、税后体系和国债市场。18世纪，英国国债市场迅猛发展。国债市场之急速扩张，不仅没有削弱英国，反而创造出数之不尽的巨大利益。国债帮助大英帝国缔造了皇家海军，支持大英帝国赢得全球战争，协助大英帝国维持全球商业帝国。与此同时，国债市场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个人和企业以国债抵押融资，银行以国债为储备扩张信用，外国投资者将英国国债视为最佳投资产品。为了美国的繁荣富强，为了从根本上摆脱美国对英国和欧洲资金和资本市场的依赖，美国就必须迅速建立自己的国债市场和金融体系。”
后世经济科学发展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证明了金融信贷体系是持久经济增长之关键，证明了金融是现代经济之核心。经济发展之关键是最有效动员和配置资源，动员和配置资源的最佳手段就是信用体系。一个人拥有最高信用，他就可以充分利用他人的资源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一个企业拥有最高信用，它就有无限的资源来扩张，一个国家拥有最高信用，她就能够动员全球的资金和资源来发展本国经济。
汉密尔顿深刻洞察了金融和信用的本质。历史很快验证了汉密尔顿的先见之明和高瞻远瞩。18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市场还是一塌糊涂，10年后的1794年，欧洲投资者就给美国国债和整个金融市场以最高信用评级。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宣称：“美国国债运转良好、安全可靠；美国政府对国债市场的管理是如此规范、美国经济发展是如此迅速，以至于我们从来不担心美国国债的安全性。”正是国家信用的完善刺激欧洲资金源源不断流入美国，推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
美国目前财政赤字恶化和债务规模急剧上升，主要拜小布什8年任期内所谓“财政革命”之赐。一是小布什2001-2003年给富人大幅度减税；二是推行所谓处方药的医保改革；三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结果美国政府预算状况急剧恶化，从1998年1 %G D P的财政盈余转变为2 0 0 8年3.2%G D P的财政赤字，人均国债增幅超过50%。联邦债务与G D P之比从2000年的30%左右迅速恶化到2010年的65%。与此同时，国会政治出现两极分化，共和党内部强烈主张减税一派占了上风，民主党内部则是强烈主张增加福利开支的一派占了上风。两党财政政策理念成为水火不容之势。
2007-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增长急速放缓，财政状况雪上加霜。美国政府一方面需要大规模财政刺激来摆脱经济衰退，一方面经济增速下降导致税收急剧下降。财政赤字急剧飙升时所必然。奥巴马临危受命，可以说是别无选择，有苦难言。
美元主导：为什么全世界心甘情愿给美国借钱
从1960年代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到2011年的俄罗斯总理普京，世人对美元主导、美国霸权的谴责谩骂之声始终不绝于耳。然而，令人大惑不解或深感沮丧的是，在愈来愈高亢的谩骂声中，美元主导和美元的特殊地位却不断强化，美元的超级利益和美国国债的规模却不断扩大。要解释如此奇怪的现象，我们就必须从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视角来观察美元和美国国债。
美国国债市场对美元主导和国际金融市场举足轻重之作用，约有四端：
其一、美国国债市场为美国货币政策提供了最佳指南和传导机制。美联储之货币政策(加息、减息、量化宽松)，无不借助国债市场买卖来完成。随着美国国债市场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市场，美国国债市场一举一动，就时刻牵动着全球金融市场之神经，时刻左右着世界资产价格之走势。
其二，国债市场乃是美国整个金融市场之中枢和基石。从历史上看，纽约证券交易所之成立，源自国债交易；纽约取代伦敦成为最强大之金融中心，国债市场居功至伟。
其三、美国国债市场是全球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之最基本标尺，说是定海神针也不为过。纵观世界，举凡一切资产价格(包括股票、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工具、外汇、房地产等等)，无不深受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之左右，美国国债之价格和收益率走势，正是全球利率走势之最佳指示器。无论是伦敦市场之Libor还是其他一切市场之基准利率，皆以美联储基准利率和国债利率为计算基准。并由此形成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的“金字塔式”价格结构或定价体系。
其四、美国国债市场规模越大、流动性越高，就越具有“锁定效应”和“规模效应”，就越具有垄断性。纵观历史，金融市场往往是最具备垄断性和独占性之市场。庞大的美国国债市场几乎成为全球投资者最重要的投资场所，尤其是各国政府、主权财富基金最主要的投资选择。美国资深金融外交家、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科伯(RichardCooper)多次直言不讳地说：外国投资美国国债越多，就越难以自拔，美元债市流动性就越高，各国外汇储备投资就越是别无选择。美国国债市场已经成为吞噬各国外汇储备的“巨大黑洞”。
许多国人担心庞大外汇储备投资美国国债非常不安全，提出许多多元化和降低风险之策略(譬如主张大量购买黄金)。然而平心而论，当今之世，我国庞大外汇储备能够分散多元投资到哪里去呢？无论如何，美国国债都是逃避不了的主要投资选择，此乃我们面临的最尴尬困境。
从全球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角度来观察美国国债、赤字和经常账户逆差，我们立刻就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美国真的担心经常账户逆差吗？或者，美国真的有经常账户逆差吗？面向未来，美国真的会大幅度降低乃至全面消灭国债吗？答案是否定的。
全球战略：“美元+美军”之相辅相成和相得益彰
我们需要从全球大战略角度来深刻思考和分析美国的国债战略、美元的特殊地位和美国的军事霸权，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限于篇幅，本文只想指出几个最基本的结论。
第一个结论：作为一个国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和最大的私募基金，而且她不需要任何资本金。它具有近乎无限的融资或创造信用的能力。美元长期贬值符合美国根本利益。
第二个结论：维持庞大的国债市场和美元的长期贬值符合美国根本利益。美国根本不会或没有任何意愿发起或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第三个结论：美国最担心的不是美元贬值、财政赤字、巨额货币扩张、经常账户赤字、巨额外债，而是“华尔街金融模式”或“美国政治经济模式”失去吸引力或号召力。
第四个结论：维护美元主导或美元的特殊地位，并因此确保美国完全掌控对国际金融规则的话语权和制定权(包括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权)，是美国国际货币和金融战略之核心。美元主导地位通过五大手段为美国带来超级特权和超级利益。五大手段分别是：大量发行美元钞票、制造全球通货膨胀、无限创造美元信用、随意操纵各国汇率、完全掌控国际货币体系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美元主导地位及其五大手段究竟给美国创造了多大利益。根据美国著名研究机构———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 BER)一项长期研究的结果，美元主导地位给美国带来的利益是一个超乎想象的天文数字。譬如以2001—2006年为例，当时正是美元相对世界主要货币大幅贬值时期(亦是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最激烈之时期)，该时期美国累计对外借债3.209万亿美元，然而净负债竟然还减少了1990亿美元，等于美国净赚3.408万亿美元，其中仅汇率贬值一项就让美国赚8920亿美元，资产—负债收益差距让美国赚1.694万亿美元，其他手段赚1.469万亿美元。
3.408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它大约相当美国6年的国防军事开支总和。也就是说，美元主导创造的超级利益，意味着世界各国为美国庞大的军事开支“买单”！
第五个结论：货币金融战略和能源战略是美国对外经济战略最重要的两极，亦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两极。希拉里在担任国务卿前夕，就在公开讲话里明确宣布了这个基本策略。
中国对策：金融革命和人民币国际化
2011年，在围绕美国国债上限的热烈争论之中，站在中国国家利益角度和中美货币、金融以及整体关系角度，有四个重要问题最值得我们去寻找答案：(1)一旦中美之间出现严重战略利益冲突，譬如出现台海危机、南海危机，美国之行动严重损害中国利益，那时，中国可以大量抛售国债来制约或制裁美国吗？(2)目前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对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美国大举增发国债的不满，那么，中国可以通过抛售美国国债约束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吗？(3)中国多次要求美国向中国开放高科技出口和直接投资市场，如果美国继续拒开放，中国可以通过威胁减持美国国债迫使美国对中国开放高科技和直接投资市场吗？(4)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未来世界创造出另一个美元的替代品吗？
对于上述四个重要问题，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面对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美国持续扩大债务，要有效保护我们美元资产的安全，要将庞大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力有利的金融货币外交工具，我们固然缺乏许多必要的金融技术手段，然而，我们最缺乏的，却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洞察、对政治谋略的更为高瞻远瞩和果断采取行动的更大勇气和魄力。
最后，让我再次引用布罗代尔对当年英国公债的精彩论述来结束本文：“外国旁观者对英国债台高筑大感惊诧，认为简直不可思议。他们附和英国人的批评，一有机会就嘲讽他们无法理解的英国国债运行机制，而且往往认为那是英国国力极其虚弱的信号，认定英国国债这个贪图方便、盲目胆大的政策必将把国家引向灾难……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这些貌似通情达理和思想深邃的观察家们全都错了，公债正是英国赢得全球胜利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