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正当欧洲和美国的债务危机吸引着全球目光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情势表面上仍然令西方国家的投资者抱持着希望。然而，恰恰是在这一年，中国经济已经事实上陷入了严重困境，而中国社会中对前景的失望和绝望也日益弥漫，7月的动车撞车事故则令这种不满在媒体和互联网上爆发出来。在国内民众的眼中，政府宣传的“盛世”已经成为“镜中月、水中花”，人们普遍担心的是今后将面临什么样的变局。当局其实也已经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早在去年年底之前就悄悄地停止了“中国崛起”的宣传，开始奉行以韬光养晦为主旨的新外交战略（详见拙作《中国外交重回“韬光养晦”的背后——中共政府的困中求存》，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44 期，2011年1月27日）。
然而，西方国家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和金融界商界人士往往还坚持以往的看法：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如此可观的成就，中国大概还会继续成功地走下去。那么，究竟是国内民众的感觉出现了偏差，还是外部观察者的认知滞后于现实的演变呢？为什么中国经济会陷入严重困境，这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一、 擦去“中国模式”身上的镀金，还其本来面目
经济发展是中国过去30 年的政策基调，也是政绩合法性的来源。国内的智囊们经常把这一点夸赞成邓小平思想的核心，是“中国模式”得以称雄世界的亮点。其实，以发展来追求政绩合法性是晚期共产党政权的普遍道路，并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前半期的历史通常以革命和打击“反革命”贯穿始终；后半段则陷入意识形态失灵的困境，只能转而依赖政绩合法性。苏联在最后30年中就是如此，今日的越南、古巴也在努力提升政绩合法性。人们可以说，告别革命、改而以发展为政策重心，是共产党政权的一大进步；但是，这一转变本身包含着对共产党传统意识形态有效性的彻底否定，所以告别革命、注重发展自然而然地动摇着这种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因此也孕育着它的晚期综合症。
这个晚期综合症源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选择空间的有限性。只要共产党坚持一党执政，无论它怎么推行市场化，都不可能放弃各级政府对经济的大规模直接、间接操纵。这不仅因为执政高层害怕失去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进而丢失政权，也因为各级干部追随共产党高层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掌控经济活动来致富，一旦实行了真正的市场经济，当官还有什么利益可图？正因为如此，不管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推行市场化改革，它能选择的发展模式其实只有两种，而且无论选择哪一种模式都无法长期支撑下去。
社会主义国家追求政绩合法性的发展道路通常有两条：一条是大规模实施公共工程、强化军工实力，用城市的鲜亮外表和“向全世界亮剑”来展现国力，以提升国内民心、维系国际地位；另一条是改善居民生活水准，以更多的社会福利来换取民心，这在苏联研究中被称为“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即政府提供福利，以此换取民众的政治服从。
用这个简化的框架来看共产党国家，可以说，中国的80年代和苏联自勃列日涅夫时代起都走了后一条道路，而二战后的斯大林年代和中国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则走的是前一条道路。
以社会福利来换取民心的发展模式在苏联走到了极致，最后导致政府手中的资源枯竭，经济停滞，民怨四起，到了这个时候，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就走到头了。而前一种发展模式困境的最好样板就是目前的中国，这也是本文要着重分析的。
跳出狭隘的“中国特殊论 ”来看中国的发展模式，就会有与国内主调不同的体会。中国过去十多年来的发展模式其实有一个参照系，那就是二战后的斯大林年代。与苏联当年的发展模式一对比，就会发现今天中国的成就竟然似曾相识。今天高度评价中国模式的人，往往都把眼光投向京、沪等城市那超过纽约、伦敦的都市建设，还有豪华的地铁、高铁，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国防实力大增，GDP总量位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等等。其实，按照60年前的国际标准，那时苏联的都市建设、地铁建设、军事实力都可与英美比肩，毫不逊色。
对中国、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要做到这点并不困难，因为这类国家的资源完全由政府掌握，可以随时集中最大限度的资源，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何它想建成的项目；与此同时，老百姓的民生就必然为政府的“面子工程”让步。这种优势当然是民主国家的各级政府望尘莫及的，它们既不能命令银行贷款，也不能随意拆迁，更大的约束还在于，选民如果不想要这样的“面子工程”，政府就得把工程下马。同样举办奥运会，北京市长自然比伦敦市长阔气得多，也神气得多。
在社会主义国家，站在政府立场的人，当然格外垂青和赞美政府的超强能力，并且把老百姓的牺牲视为“必要的代价”；但站在民众的立场，就必然会追问，这种“党和国家”的“成就”是民众的福祉吗？由此产生了一个大问题，即发展的正当性问题，到底是为谁发展谁受益？
二、“中国模式”：从漫步歧途到走进陷阱
自从邓小平讲了“发展是硬道理”之后，全中国上下就陷入了认识误区，不管是什么样的政策，只要戴上了“发展”这顶桂冠，就堂而皇之、无可质疑了。事实上发展本身并非目的，只是手段，这是常识。衡量发展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城市建设的豪华程度，或者建造航空母舰的能力吗？那是政府的目的，却不是国家的目的。政府（the state）不能等同于国家(country)，国家(country)是由国民组成的，国民的需要才是国家的终极需要，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真正服务于它的大多数国民。所以，如果国民不能从发展中受益，这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一定走上了歧途。“中国模式”就是从歧途走进陷阱的一个范例。
中国一直有一种说法，经济增长得快一些，国民收入的“饼”做得大一些，大多数人便能从中获益。其实，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发展的果实大部分落入谁的袋中，是一小部分权贵成为主要获益者，还是大多数国民成为主要获益者，取决于政治与社会结构的进步与落后，而不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快慢。
只有当经济增长伴随着国民收入的公正分配，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经济增长大体上同步，这样的发展才算是具有正当性的良性发展。世界上有过不少这样成功的例子，如战后的日本以及阿根廷、智利、台湾、以色列等。
但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却显示出完全相反的结果，在国民收入当中，政府占用和开支的比重越来越大，居民收入的份额却不断下降；进一步看，贫富差距快速拉大，经济发展的果实被少部分人掠夺。以90年代全国范围的下岗职工贫困化和三农问题为标志，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明显背离了社会公正；不择手段的经济增长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绩工程 ”，形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增长便是政治成就、增长率决定升迁”的制度环境。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对廉价劳动力、土地、矿物、环境等资源的剥夺，而权力和财产又集中在一小群权贵手中。
这里仅举两例。第一，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3223.85元，人均日消费是8.832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相当于1.162美元，这一消费水平低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生活贫困线标准（人均日消费低于1.25美元）。世界范围内的其他贫困人口多在非洲等地的经济停滞或战乱国家，唯独中国的数亿农村贫困人口与“经济建设上的辉煌成就”并存。
第二，今年7月中共政府宣布，按新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月收入3500元计算，应纳税人数只有2400万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通常是一个国家的低收入线，中国有8亿劳动力，只有 3%的劳动力的收入高于低收入线。当中国一小部分富人游遍世界、到处抢购名牌手包和服装时，97%的劳动力的收入都低于低收入线。权贵们的财富再多，他们的日常消费也无法支撑国民经济，何况他们最大的兴趣是到国外消费或向国外转移财产；而在经济高增长的背景下，97%的劳动力仅能维持温饱，那中国的企业向谁销售大量产品，又怎能避免产能过剩呢？
长期的社会不公、收入分配不公正，必然改变消费和投资的结构，进而导致中国模式对畸形发展的依赖。既然国民收入分配长期保持不公正状态，最后就必然制造出多数国民贫困、消费能力低下的社会结果，于是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出现了国内市场缺乏充足购买力这样的怪象；在长期“国内需求不足”的状态下又非要经济高速增长，那就只能向全世界大量倾销廉价商品，因此造成巨额外汇储备，同时在国内对应地过量投放人民币，导致通货膨胀；当出口困难、国内消费疲软时，唯一的经济增长点就只剩下房地产和公共工程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各级政府只能依靠房地产泡沫和大量奢华浪费的公共工程来维持畸形的增长格局。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就这样最终走进了难以自拔的陷阱，这个陷阱其实是“中国模式”胎里带来的，只是掌舵的和吹鼓手们一直假装看不见罢了。
三、盛世终结，危局端始
“中国模式”内生的困境，从2009年开始将中国经济引进了左右失据、进退两难的窄胡同。为了维持增长而单纯依靠政府投资项目和房地产泡沫，最后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
从2009年1月到 2011年5月，中国的货币投放达26万亿元，其中约半数属于超出正常经济活动需要的过度货币供应，这就是当前通货膨胀的来源；同期各项贷款增加20万亿元，其中四分之三给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属于房地产贷款。地方政府花了钱无法还债，房地产泡沫过大的话早晚会破灭，所以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业都会造成巨额坏帐，因此银行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
中国可能的金融危机远比美国的次贷危机要严重得多。唯一不同的是，美国政府只能在透明化状态下应对，而中共政府则千方百计地连捂带盖，不让国民和国际社会了解真相。国务院和铁道部之所以在温州撞车事故之后急于粉饰太平、拒绝讨论真相，也有债务上的考虑；如果真相被披露，国人对动车安全性的信任动摇了，客运收入就会急剧下降，那国务院就不知道到哪里找钱，去替铁道部偿还那2万亿元的债务了。
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同时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共政府不得不紧缩银根、挤压房地产泡沫。其结果是经济滑坡难以避免，在江浙和珠三角一带，20%的中小企业已经倒闭，剩下的纷纷改行，“制造业做不下去了，转做房地产；房地产做不下去了，转做金融；金融做不下去了，转做高利贷”。短期内拉升经济的唯一可能是再度大量投放贷款，这当然是饮鸠止渴，其结果必然是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这正是此刻中共政府为难困顿的原因。
显然，多年来中共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已经走到了尽头，可以说，“中国模式”带来的短暂盛世业已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危局的端始。
现在，不仅广泛的社会不满和绝望随处可见，连国内的一些精英和学者也开始出言批评。今年5月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接受《领导者》杂志社社长周志兴采访时表示，“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怎么样把我们的国家从本来已经走错的道路上能够拉回来一点”；他还表示，“确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他所说的“定时炸弹”就是中共当前面临的困境和危机，而“抱着定时炸弹”的自然是第四代领导人，至于“击鼓传花”以后即将抱上“定时炸弹”的则是第五代领导人。张木生说得非常坦率，不仅指出中共高层是抱着“定时炸弹”度日，而且表示，现在的领导人不想或者是没办法把“炸弹”的“引信”拆除。张木生是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的好友，他的这番大胆言论是没有后台的文人绝不敢公开吐露的。
目前国内各阶层都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不安、压抑、惶恐和忧虑。2011年很可能将被历史记载为中国局势大转折的起点。没有这样的转折，中国的民主化无法起步；但在这个转折过程中如何走向民主化，将是所有中国人面临的巨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