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对于中国来说真是多灾多难。
头两、三年因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时中共和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刘少奇之语，他也因此得罪了毛。可这确是事实，甚至天灾有没有三分，还是个疑问。)——主要的“人祸”，就是毛心血来潮、头脑发热搞的“三面红旗”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使人民吃尽了缺衣少食的苦头。在经济上刚刚有所恢复元气的一九六二年秋，毛泽东公然背离自己制定的八大路线(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是发展生产力”)，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和一系列“阶级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到了一九六三年初，他又提出了“学雷锋”;从一九六四年初起，他连续提出了“思想革命化”、“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运动和“全国城乡开展‘四清’运动”;发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
如果说中国广大群众当时对“学雷锋”的闷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还看不透，还善意地把它的精神理解为是提倡“为人民服务”和“做好事”的话(全盘肯定“学雷”，十分荒谬。因为在毛满脑子是极左政治思维的当时，又如何能够端出一块完全不被污染的“净土”呢?何况“学雷”本身就充满了各种谬误)，那么以后出来的那些东西的真实意图就要明朗多了。那就是：“阶级斗争”的调子越唱越高，“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
意识形态上的这种变化，势必使我们的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些早被打入另册的、中国特有的“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他们的命运简直比印度的“贱民”和德国纳粹期间的犹太人还苦。当时被称作“阶级敌人”的这类人，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是完全被“妖魔化”了。舆论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仿佛他们都是“梦寐以求复辟失去的天堂”、都是“无时无刻不在想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到了如此强调“阶级斗争”的这个时候，他们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而本来算是团结对象的资产阶级，此时越来越有被划为“黑”的第六类的可能，甚至要成为被“阶级斗争”关注的重点。原因很简单：因为当前资本主义复辟是最危险的，而资本主义复辟的主力军，理所当然是资产阶级。
这种把阶级斗争强调到极端的高度、把阶级斗争的形势描绘得极其紧张和迫切、把阶级斗争贯彻到生活的一切中的做法，对于象我们这样正在成长中的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的思想意识和政治观念的影响，是极其巨大和恶劣的。
在“文革”之前不久，社会上掀起一股“查反动画”的风潮：人们纷纷在书报上的画里寻找什么反动的标记、特征之类东西。记得在我们班上也有同学把《解放日报》上的一幅工人造船的画拿来，大家也用上述方法在画里找来找去，还果然发现有不少象那么回事的东西，拼出一句“蒋介石回来”的话。
在此期间还有一件事是：我和班上几个同学在马路上走，看到一个踏三轮车工人一路骑车，一路拾前面一辆运菜车掉下的菜。我们几个就上前指责他不应该这么贪便宜。固然我们那时还很单纯，但这和当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不无关联：我们十分相信本本上关于阶级斗争很激烈的说法的，把这也和“资产阶级的坏思想”联系起来了。
甚至在文化学习上，调子也变得“硬气”多了。这时候，在上海的高中学校里广泛流传一篇由一名女高中生写的散文。其题目我已忘了，内容主要是记叙自己栽培的一盆花的生活。它给我总的印象是：文字很美、很流畅，感情的抒发也很真实。总之，写得很不错的。但是在当时之所以流传，并非它的成功写作，而是为了要批判其“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而更为可悲的是：当时的我们竟然全认为这样做是很正常、很正确的!可见，这时候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在被灌输了“阶级斗争观念”的人们心目中，已经完全被颠倒了。
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可以说，当时的舆论宣传和在社会上都是这样认识“阶级斗争”的。但直至“文革”的深入进行，人们才明白：毛当时真正的兴趣是要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然而在运动初期，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当时还身居高位的人，似乎也只有前面所说的那种认识水平，对毛的“文革”“究竟怎么搞，也不清楚。”。因此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理所当然地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黑六类”(此时，资产阶级已经“升格”为“黑”的了)和在社会底层揪“新的牛鬼蛇神”，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要被打倒的主要目标。
正如一些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分析的那样：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容易冲动，也会迷茫，因此也渴望寻找机会发泄不满情绪。而正逢此时，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故。这个变故，对处于当时状态的我，看来似乎带来宣泄和期待变化的机会，而却万万未曾料到我们的国家，每个家庭和每个人会有以后的悲剧。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毛授意炮制的、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出笼了。文章的发表，在学校里引起了一定的震动。但是，就象人们直到毛之后才清楚的那样：可以说当时在全国，即使是在最上层，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弄明白毛这闷葫芦卖的是什么药，能够明白它是什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一九六六年初的时候，我所在的学校里还组织过一次有关这篇文章的“讨论”，主题是“历史上有没有‘清官’?”可见，当时下面的执行者对于毛的思维是如何的不得要领。
其实，即使是这样的问题，在当时来说，也没有什么讨论的意义了。因为按照当时已经反反复复强调的阶级斗争观念和阶级分析的理论：封建社会的官员无疑是封建统治者，广大劳动人民是被统治者。统治者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哪有什么“贪官”和“清官”之分呢?因此，“讨论”只能是一边倒：几乎全部反对“清官”说。但之所以说是“几乎全部”，是因为奇怪的是：竟有那么一位全校闻名的、也是那种“名气”远高于才气的干部子弟，竟敢单枪匹马在讨论会上坚持说有清官。这使大家很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家伙究竟是真有与众不同的见解呢，还是今早上起床时神经没有搭对?另外，他还发表了诸如“清官比贪官更坏、清官比贪官多……”之类奇谈怪论，更使人们越加糊涂。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后来才明确，是由江青主持写作)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中央文革成员关锋化名)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批判《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所谓假批判;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象是又一次在全国搞了炸弹引爆。本来，毛泽东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已经把青年人的心搞得痒痒的，恨不得马上找到几个“阶级敌人”斗上一斗。现在，“阶级敌人”被摆到我们的面前了，岂有不干之理?况且，毛泽东的宣传机器(主要是报纸和广播。本来我写到此按当前的习惯称其为“媒体”，后来一想不对。对于当时来说，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媒体”，而这样的称呼是最恰当。)发出的批判，就是做给我们看的楷模，就是要我们仿照做的。更重要的是，“政治是高于其他占第一位的”、“青年人在大是大非面前要立场坚定”之类口号不断，人人似乎都明白此时该怎么做。对于英雄人物，当时我们这些人的看法基本上是：一.完全相信;二.衷心崇拜;三.当真学习。
于是，声讨、批判的大字报随即在校园涌现。其中主要分为两大类：一.和宣传机器腔调保持一致，批邓拓及三家村;二.也有一些仿照宣传机器的腔调，批判本校领导曾经阻扰、压制批判吴晗。这类大字报出现的原因是：1.“领导阻扰、压制”全国普遍存在，而其原因是上面并没有布置过要大张旗鼓批判吴晗。——又有哪一个领导会别出心裁地放下正业来这么搞呢?(而这个“上面没有布置”，就在后来成为毛向刘、邓兴师问罪理由之一。)2.宣传机器做出的楷模，就是要产生这个效果。
于是，我们把准备语文高考的思维，用于组织大字报的语言文字去了;把准备解数理习题的智力，用于琢磨三家村的“黑话”去了……我们还有什么心思、还有什么精力、还有什么时间去认认真真准备高考呢?
五月的这场闹剧演了个把星期，终于因为：一.批判的话语翻来覆去，也就只能有这么几句。出不了新意，使看的人和写的人都厌倦了;二.当时的局势也不容许青年人把事情闹大。或者说，青年人也没敢想再去怎么闹大;三.领导还是按常规办事，要维持正常的秩序(这个做法在以后又成了话柄)。因此，到五月末大字报凋零，直至完全消失。而此时，我们又有点准备收心于高考了。
谁料想，一波乍平，一波又起。而这一波啊，是前一波无法比拟的，甚至是“史无前例”(套用俗话，但毫不过分，相当确切的。)、惊天动地、狂风暴雨般的。而且因此，在中国持续了整整十年之久的“大动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