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港公务员引起轩然大波
七月底，利用与香港大学生“外交夏令营”成员见面的场合，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王光亚对香港公务员发出了罕见的批评。根据媒体报道，王光亚在讲话中批评香港公务员“只懂接受及执行指令，不懂得当家作主、缺乏长远规划眼光”。他更进一步地将他所说的香港公务员的不足与英国的长期殖民统治联系起来，称为 “成也英国，败也英国”，说香港公务员在殖民时期执行英国人的命令成了习惯，因此“九七”之后不知道如何当“老板”和“主人”。可能是为了强调英国人在香港的影响，在提到“老板”和“主人”两个词的时候，王光亚还特意用英文“BOSS”和“MASTER”来表达。
王光亚此言一出，立即在香港引起了轩然大波。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尴尬无言者亦有之。赞成者认为，王光亚的评论绝对不是无的放矢。香港回归之后，政府公务员缺乏长远规划能力，使得香港乱象丛生。远的不提，就以最近引起民众不满的就有内地孕妇涌港产子问题、预算案争议、复建居屋风波、替补机制等。这些都是因为港府缺乏远见而种下祸根。还有人以香港物流业在世界领头地位的丧失作为例证来支持王光亚的批评。他们认为，香港的物流业在世界上独占鳌头多年，但是现在已经退到全球第三位。这正是香港公务员队伍不善于当家作主、不善于长远规划的结果。
反对王光亚批评的人更多。香港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苏平治认为王光亚对香港公务员的指责有失公道。他公开澄清道，事实上香港的公务员团队一直不断地向高官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在高官问责制下，最终决定采纳这些建议与否由问责制高官决定，公务员并没有“话语权”。例如申办亚运会的建议，最终因为市民不接受和问责制官员的不采纳而未能推行。他表示，王光亚误将香港公务员制度套用在内地公务员上，并不恰当。香港前工商及科技局局长王永平也认为，王光亚批评的对象应该是特首带领的问责班子，而不应该针对全港十六万公务员。
王光亚将批评对象完全搞错了
当然，面对王光亚的批评，最感到尴尬的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曾荫权。在王光亚的讲话被香港媒体曝光之后，特区政府无言以对。只是在媒体的不断追问下，一天之后才作出了一个非常低调的回应，说是“特区政府不适合基于报章或别人的引述，发表任何评论”。几天之后，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又出面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曾在讲话中委婉地拒绝了王光亚的指责。他说：“整个特区政府团队，无论是问责官员或公务员，都一直同心协力制定政策，推动香港的长远发展。”针对王光亚关于特区缺乏长远规划的批评，曾荫权还特别强调，在过去几年，特区政府推出了多项重要政策，当中有很多涉及香港的长远规划，例如落实十大基建、发展六项优势产业、推动政制改革，以及实行法定最低工资等。
在笔者看来，且不论香港政府的工作好坏，王光亚批评的着眼点和用词都非常不妥当。首先，王光亚将批评的对象完全搞错了。香港的公务员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公务员，而整个社会对公务员的要求应该着眼于执行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效率。至于长远规划的决策，本来就不是公务员份内的事情，那是政治家们的决断。在英国统治时期，香港的长远规划应该由英国政府负责；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这个责任转落在中国政府的肩上。作为中国政府处理港澳事务的官员，王光亚将本应由中国政府承担的政治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到香港的公务员身上，实在是有些言不及义。
谁才是当惯了听呼喝的“奴才”
其次，王光亚批评香港公务员的用词缺乏逻辑。“成也英国，败也英国”用在这里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我想王光亚的本意是想将他所认为的香港公务员的不称职归罪于前英国殖民当局，但是这句话等于是公开地承认，香港的公务员在英国统治时期是成功的，只是到了中国统治时期便成为失败的了。不知道他这是在表扬英国人还是在贬低香港公务员？我看是两者兼有。前者是王主任不经意的内心表白，而后者则表现出中央政府的官员们对香港公务员们的傲慢。另一个完全不合逻辑的说法则是要求公务员当“老板”和“主人”。公务员本意就不是“老板”和“主人”，公务员是政策决策者们的工具，是公民们的“仆人”。看来王光亚对“公务员”一词的理解还处在小学生的水平。
其实，整个事件最令人感到不可理喻的是，王光亚作为长期处理外交事务的中国官员，一天也没有当过主人。如今，他倒是摆出一副姿态来，教导香港的公务员们如何当主人，这实在是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政府中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行话，谓之“外事无小事”。言下之意，外交官们是没有决策权的，任何决策都要由最高领导层作出。由此可见，王光亚是完全不会当主人的，他至多也只是一个听呼喝的“奴才”。其实，何尝是外交官们是奴才，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任何一级官员都是上一级官员的奴才。如今，当惯了奴才的王主任要香港人学会当主人，不知道个中的奥秘为何。假如中央政府真的想要香港人当主人，其实是很简单的：只要按照香港人民的诉求，允许香港的立法机构和行政首长直选就是了。这样一来，香港人民就真正当家做主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