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学教授周家群最近指出：“有人说：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国，不是台湾，更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公民道德的沦丧！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已荡然无存，造成现在的种种社会生活的混乱无序。”例如，制度性腐败愈演愈烈，铁道部一个工程师竟然贪污受贿28亿美元！强拆血拆变本加厉，甚至出现抢走拆迁户孩子胁迫大人搬迁的无耻行径；造假或有毒食品泛滥成灾，地沟油竟流入大型超市；开车压伤人再把人压死的“药家鑫”不时出现；红十字会开办创收洗钱公司敛财，用公众善款包二奶，购买私人奢侈品；希望工程用假信件骗钱；计生部门抢婴儿外销牟利；人们戾气越来越大，为鸡毛蒜皮小事可以大打出手，甚至持刀杀人！一些旅游景点遍地狼藉，游客仍垃圾的速度比环卫工扫的还快！随处可见的事实表明：目前中国全民堕落，进入有史以来道德最败坏的时期！
要摆脱日益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从中国传统伦理学（其主要内容是儒家伦理）中汲取有益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发扬传统美德是必要的。但传统伦理学是在君主专制和小农经济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这样的伦理思想具有等级性和适用范围狭隘性的特征。如孔子所强调的“仁爱”，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平等的狭隘的爱，究竟爱什么人，对不同等级和亲疏的人爱多还是爱少都有明确的规定。下位者必须无条件爱上位者，而且必须爱得深，而上位者对下位者可以爱得少一些。这种强调等级特权和亲疏有别的传统伦理学说比较适合封闭型的家族或熟人社会，却不适应现代开放型的高度流动的非熟人社会。如有的民工出来打工前在家乡循规蹈矩，来到大城市却走上偷盗抢劫的犯罪道路，其原因除了市民的歧视和雇主的压榨使他们形成反社会心理等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些民工自然形成的熟人社会道德观与大都市那种非熟人社会格格不入。
西方伦理学是在自由民主传统和基督教背景下产生的，倾向于把每一个人都当着与其他人平等的个体进行处理，这样的伦理学具有公平性和普适性。如基督教伦理的核心是仁爱原则，由于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这种爱公平对待并施与每一个人，甚至包括你的仇人。西方伦理学中的利他主义，指的是不分尊卑贵贱一视同仁地行善利人，而功利主义更强调道德行为的基本原则是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原则，而不是只顾自己本人和亲属以及少数权贵的幸福。西方伦理学总体上淡化等级特权和家族门第观念，基本上公平对待每一个人，适用范围比较广泛。其基本原理不仅适用于古希腊罗马，适用于当代西方国家的熟人社会或非熟人社会，而且还适用于专制国家。专制国家在向民主国家过度的过程中，往往逐步接受西方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如自由民主，个人主义，平等博爱等）。当代中国要摆脱日益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引进和推广西方伦理学说，把西方伦理学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社会道德实践中。
一，理性主义：
西方伦理学博大精深，这里只能阐述其中某些最基本的原理，了解和掌握这些原理对解决当代中国道德危机大有好处。西方伦理学中的理性主义，指的是从个别公设出发，通过演绎推理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法则。理性主义排斥和贬低感性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强调逻辑思辨和理性认识对道德实践的指导意义。康德，费希特的伦理学就属理性主义，费希特的《伦理学原理》，就是从绝对的“自我”演绎出伦理原则及其实用性，由此规定人的道德职责。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分支--理学，也是从万物本源的“天理”演绎出道德修养，等级秩序，伦理纲常等。所以基本属于理性主义。中共建政伊始，同样是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演绎出一整套道德规范，然后用这套钦定的道德长期不断向全民灌输。理性主义和理性方法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道德资源。前者如上述指的是用演绎推出的道德原理或原则，后者指的是类似这种运用演绎（也可能是归纳）的逻辑思辨或理性思维的方法处理道德问题，包括把道德当着知识灌输传授。运用理性思考的方法处理道德问题，离不开语言的应用，使用道德语言是理性主义及其方法的重要特征。
虽然语言和理性的运用对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曾经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后现代的今天，理性和语言都已经解构。如今理性已经成为摆脱公平正义丧失价值取向的工具理性，而语言也沦为掩饰真情与本意的基本手段和工具。理性和语言的解构现象在当代中国比较突出，尤其道德理性很大程度上成为替不道德行径进行辩护的诡辩术，而道德语言沦为掩盖社会丑恶美化荒淫无耻的遮羞布！例如：说公务员分配福利房是为了“廉政”；油价上涨促进节能；银行收费提高服务品质；偷情外遇包二奶不戴套叫“捐精”；和尚嫖娼叫大师开光！在此可以看出道德理性和语言的沉沦，被严重滥用和全面解构，其中“廉政”“节能” “服务”“捐精”“开光”这些展示优良品质的词语向庸俗自私甚至邪恶淫荡的方向解构！造成是非不分，黑白颠倒，道德沦丧！虽然中国至今还没有实现现代化，但道德理性和语言的解构比早已进入后现代的西方国家有过而无不及，西方国家道德理性和语言的解构主要表现在丑化政治和妖魔化政治领导人方面，这种解构只要适度，对预防权力滥用和政府作恶不无好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升社会道德。而中国却必须用“伟大英明”来形容邪恶的执政党和专制的领导人，由此产生的解构与上述相反，不仅纵容权力滥用和作恶，而且加速社会道德全面崩溃瓦解的进程！
二，情感主义：
情感主义认为：所有道德判断都是人的情感和态度的表述，这种道德情感（休谟称之为“道德感”）是人类道德的本源，实质和心理基础。西方情感主义伦理学派的声势和重要性都远远大于理性主义。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休谟，亚当斯密，罗素，艾耶尔，史蒂文森等。现代心理科学实验证实：人的头脑中的确存在主管道德情感的区域，这一区域一旦受到损伤，就会大大削弱甚至无法表现出道德行为！中国传统儒学的另一分支--心学提到的恻隐之心，实际上就是一种道德情感。但传统伦理学中理学的重要性超过心学，而心学又只有一部分内容涉及道德情感，因此中国传统伦理学中理性主义的内容压倒情感主义。传统伦理学不够重视和强调人的道德情感，加上中国自古以来信教的人都比较少，绝大多数人缺乏宗教心态，宗教感情比较稀缺和淡漠，而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感情很大程度上属于道德情感。由此造成中国人从古至今道德情感基因一直都不发达。一百多年前来华传教的明恩傅在书中提到：中国人缺乏同情心，指的正是普通中国人道德情感欠缺的状况。
中国人的道德情感本来就欠缺，而中共60年的专制统治又进一步加剧这种状况，甚至造成道德感情消失殆尽。中共建政后前三十年政治挂帅，斗争为纲，文革中甚至连父子夫妻之间都划清界限，一家人不斗个你死我活誓不罢休！传统美德，人性良知，人间真情都被摧毁。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经济挂帅，金钱至上，权贵集团和各级官员贪腐成风，贪婪无度，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强拆血拆，不顾民众死活！尤其近二十年来，中共穷凶极恶，高压维稳，频繁施暴，冷血嗜杀。中共的贪婪和残暴统治酿成一起又一起重大灾难，却疏于救援，草菅人命。如在这次温州动车之祸中，铁道部竟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毁尸灭迹，丧尽天良！官方以上种种冷酷无情、灭绝人性之举，不仅彻底摧毁国人道德情感，而且使人产生冷血、无情、暴戾、狡诈、恶毒等不道德情感和习气。目前中国人暴力倾向和暴戾情绪严重，杀童案，恶性报复和爆炸案以及食品造假、人与人之间相互投毒，药家鑫式人物的犯罪行为等，也都是这种不道德情感和习性的真实反映和具体表现。
三，快乐主义
快乐主义把道德看成实现幸福快乐的人生目标的手段，认为道德行为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增进个人的幸福和快乐。快乐主义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把伦理德性或正义与幸福和快乐联系在一起。那时道德的主题不是“要求于我的是什么”，而是“我必须怎样生活才能更幸福”，道德是“以欲望为特征的道德”。快乐主义所说的快乐指的是高级的精神享受和心灵的快乐，而不是指诸如吃喝嫖赌之类低级的动物欲望的满足和享乐。如今西方人行善助人，很大程度上都是遵循快乐主义原则。例如有的美国人会向素不相识的游客免费提供食宿，这样做虽然付出金钱和时间精力，却能够产生十分愉快的感觉。属于花钱“买感觉”，跟花钱看电影或听音乐没什么两样，都是旨在满足精神需求和快乐欲望的精神消费活动，而且这种通过助人所得到的快乐感觉，通常比进行文娱消费所得到愉快体验更强烈更深刻。
虽然西方伦理学中也有义务论，但相对来说，快乐主义（或快乐论）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与此相反，中国文化强调人的义务，传统伦理学把道德当做不得不履行的人生义务强加在每一个人头上，这样的伦理学自然强调义务论，忽视快乐论。理学上所讲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古代对妇女的道德要求“三从四德”以及二十四孝中的故事，不仅属于义务论，而且属于苦行主义或禁欲主义。如今中共所宣扬的道德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绝对义务论或苦行主义。按照中共的说法：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就必须认真学习，自觉改造世界观，抵制错误思想的侵袭，只有经过这么一番严格修炼才能终成正果。中共所宣扬的道德楷模多半具有自我压抑或自虐倾向：如老婆生孩子不去医院而在工厂加班，下河连救六七个溺水者却不救在水中挣扎的儿子，为赶去京城唱红歌而父死不奔丧等等。市场经济能够调动人的各种欲望，这跟以严格要求和自我克制为特征的苦行主义道德观格格不入，这种自抑自虐的道德观不但无法压抑人的欲望和快乐需求，而且还会导致人的欲望和享乐失去道德支撑恶性膨胀，造成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的局面。只有确立快乐主义的道德观，使道德成为欲望的重要成分和快乐之源，才能使人的欲望和享乐需求良性发展，从而全面扭转道德颓势。
四，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判断任何一种行为是否合乎道德，主要看该行为是增进还是减少人（包括当事者和行善对象）的幸福。功利原则又分成两方面：在个人方面是寻求个人快乐最大化的“最大幸福原则”，这也就是上述的快乐主义。在社会方面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也就是行为涉及到群体时最合乎道德的做法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这方面无疑是功利原则的重点。功利主义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多半需要进行苦乐方面数量的计算，也就是计算一种行为能给个人带来多大快乐，或能给多少人带来多大快乐，然后选择能给个人或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快乐的行为而从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是西方社会的道德和立法的最高原则。西方国家（特别如北欧等）甚至包括俄罗斯在内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使最大多数民众过上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这些都是政府在道德和立法上遵循功利原则所产生的结果。而政府的行为又会对民众产生示范作用，美国不少富豪积极参与慈善捐献，甚至立下把绝大部分遗产捐给慈善机构的遗嘱，这也是遵循功利原则。
当代中国人对功利的理解与西方人有很大不同，西方功利主义所讲的功利主要指幸福快乐的精神价值方面。而中国人通常把功利理解成具体的物质利益，如金钱、实惠、权力或至少是用来换取金钱的名声等，而不是主要理解成精神性的快感。因此功利主义在中国就变成“极端功利主义”，西方功利主义是有底线的，行为一旦突破道义良知的底线，不仅不会产生幸福快乐之感，反而会产生不安悔恨之意。但极端功利主义却毫无底线，乃是一种不择手段追求极少数人物质利益最大化的丛林法则！当下的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似乎都是按照“极少数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而设定的：如极少数权贵垄断金融、石油、电力、电信等国民经济重要部门疯狂索取暴利；全世界70%的收费公路都在中国，广大工人农民小业主们所创造的利润几乎都被各种名目的收费站榨干；中国投入的医疗经费，有80%是为以党政军干部为主体的特权阶层服务的，而城乡大多数居民却看不起病；连的士司机起早摸黑辛勤劳动所得也大部分被当做份子钱上交官办公司。官方还用赤裸裸的利益权衡和掠夺取代功利主义的苦乐计算，如地方政府整天盘算如何强拆征地，倒卖土地赚大钱。上行下效，中国人都变得贪婪势利，每时每刻都在盘算如何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的金钱回报，大家都变得那么理性和精明，彼此算计来算计去，人与人之间相互投毒，结果人人都是受害者，个个都沦为受骗上当的傻逼。由此进一步看到当今道德和理性的沉沦，堕落和崩溃瓦解的趋势。
五，直觉主义
直觉主义很大程度上排斥逻辑（或理性）思维的运用，而是通过直觉顿悟把握和处理道德问题的方式。通过不假思索的直觉顿悟就能理解和掌握的道德原则或规范叫常识道德。如自由、民主、公平、正义、正直、勇敢、诚实、守信、善良、敬业、谦虚等道德原则或品质，其正确性通常不必经过复杂的逻辑思考，只要通过直觉就能看得一清二楚，因此都属于道德常识。像在公共场所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杂物，不大声喧哗以及排队购物，车上让座，甚至放屁也要致歉等也都属于常识道德。包括西方人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在面对他人困难需要帮助的情景时，通常都是毫不犹豫地听从(道德）直觉的召唤，要么在油然而生的道德情感的驱动下立马施以援手，要么在脑中一闪而过的常识道德支配下迅速出手相助。而不是通过繁琐的分析思考，特别是厉害关系的权衡和利益得失的精确计算来取舍不同的行为。因为理性的分析思维倾向于用客观中立的不带感情色彩的眼光去看相关的人和事，这样容易削弱当事者对这些人和事的道德情感和行为动力。如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就是以严谨的思考和过于理性的态度看待妻子之死，所以才会在老婆尸体旁做出鼓盆而歌这种无情无义的荒唐之举。
处理和解决具体道德问题，通常更多倚仗直觉（有时表现为一种霎间产生的模糊感觉或不清晰的感情），遵循常识道德的要求。但中共却经常反其道而行之，如人民日报曾发表《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社会公正以及与此相关的特权、特供、领导收入公示、三公消费等都是常识道德问题，这些问题的是非曲直从直觉上看一目了然，只要按常识道德的要求去做就能处理好，但中共却偏偏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考量这些问题并大作文章，摈弃道德直觉，颠覆道德常识。当今中国频频爆发的群体事件，往往都是官方强拆征地、豆腐渣工程或矿井出事故、城管或公职人员行凶作恶等引发的，本来官方就有错甚至有罪在先。可一旦爆发群体事件，官方通常从维稳的需要出发，严格限制甚至取缔媒体报道，网上大肆删帖，而公安武警更是严厉镇压和抓捕卷入事件的和平抗争民众，这些倒行逆施严重违背正常的道德直觉和基本的道德常识，纯属厚颜无耻、丧尽天良之举！在官方的示范下，普通民众亦经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逐渐摈弃道德直觉和违背道德常识。如看到老人在公共场所跌倒，照理应该按道德直觉和道德常识去做，把对方扶起，但现在的人更多是从自身利益的得失去考量，生怕事后被诬撞人而选择不作为，人们此举虽然跟南京彭宇案的不公判罚有关，但跟中共长期以来肆意违背常识道德也许关系更大。至于药家鑫杀人犯罪以及食品造假等许许多多缺德违法犯罪行为，都是不顾一切考量、维护和寻求个人利益，摈弃道德直觉的方法及其做出的选择，违背道德常识所产生的结果。
在西方伦理学中，情感主义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快乐主义、功利主义主要强调道德情感中（由助人产生的）快乐的感觉和体验。由直觉方法作出的道德判断（即道德直觉）有时是以情感或感觉的状态呈现。而常识道德以及属于理性主义的由演绎推出的道德原理或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是建立在道德情感的基础上。通过对以上西方伦理学原理的阐述，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深陷道德危机的根源：道德观念十分落后，道德不是建立在人的欲望和趋乐避苦的本性上，而是建立在压制甚至取消追求幸福快乐的欲望、以及过度自我压抑的苦行主义的基础上，这种落后的道德观念不但无法被人接受，而且还会造成人的欲望和享乐需求失去道德约束恶性膨胀！作为道德行为的基础和基本动力的道德情感，在官方的高压维稳和对社会情绪的严厉控制（如严控媒体和“稳定情绪”的做法）下被摧毁殆尽，造成冷酷无情以及暴戾和报复等不道德情感和情绪四处蔓延，食品添加毒物之类行为的普遍化以及恶性报复和爆炸事件频频发生！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被不择手段追求极少数人利益最大化的丛林法则取代，道德直觉的方法被对利益的考量和精确计算的逻辑思考所取代，道德常识被颠覆，甚至被形形色色的潜规则所取代！道德语言、理性被严重滥用直致沉沦甚至崩溃瓦解，使之成为巧取豪夺贪赃枉法和掩饰美化这种卑劣行径的基本手段和工具！总之，正是中共的一党专制，造成道德的感性因素，如道德情感、欲望、感觉、直觉以及与此相关的道德反应敏锐性和感受的深刻性持久性等（这些道德感性比理性更重要，但官方却本末倒置）丧失殆尽，道德的理性资源（如道德语言、理性、逻辑）全面异化和解构，使社会道德跌破禽兽不如的底线！
西方伦理学跟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一样，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人的本性的基础上，因而具有很大程度上的正确性和普适性。虽然普通西方人也许并不了解西方伦理学高深莫测的内容，但他们仍然会自发的本能的按照西方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要求去做。这就像不懂经济学的人仍然受到经济市场中“看不见的手”的操控、以及没读过权力制衡理论的西方人仍然可以最大限度发挥监督政府作用一样。当代中国要摆脱日益严重的道德危机，当然需要引进、推广和充分运用西方伦理学，而这又需要有利于推广运用和落实西方伦理学的社会环境，这样就必须引进普世价值和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只有开放党禁报禁、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和实现权力制衡，创造人人享有充分自由的社会氛围，强制性的苦行主义道德观才能被自发的快乐主义所代替，人的道德情感和诉求才能自由表达，并在这种表达中与他人产生共鸣从而获得提升，政府才会在道德上和政策上实施“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如此才会使人放弃对不择手段获取个人利益的权衡和考量，从而逐渐发挥正常的道德直觉能力和遵守常识道德，而道德语言和理性滥用、沉沦和解构的现象才能得到根本遏制和扭转，这样就能全面摆脱当前道德困境和提升社会道德，台湾和香港的经历和现状也都说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