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无疑将会为中国内地早已白热化的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辩论火上浇油。
《我国成唯一老年人口过亿国，直面老龄化社会挑战》——这是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之一新浪网8月24日在首页显要位置刊登的一条新闻的标题。《2010年5个“劳力”养1个老人》——这是《法制晚报》网站8月25日刊登的一篇报道的标题。类似的标题这两天也赫然出现在其它许多中国网站上。
它们的新闻由头都是同一个信息来源：在刚刚开幕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的报告，该报告用众多数据描绘了一幅中国人口结构老化的暗淡画面：
截至2010年11月1日，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为1.19亿，占总人口的8.87%。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报告还预测，2014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2亿，2025年达到3亿，2042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30%。换句话说，2010年，中国是大约5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1个老人，到了2020年，大约3个劳动年龄人口就要负担1个老人，而到2030年时，大约2.5个劳动年龄人口便要负担1个老人。
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一个地区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便被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新的标准，一个地区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属于老龄化社会。
无论按照哪个标准，中国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根据联合国2009年的预测，2050年全球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达到20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如果李建国引述的预测数字准确的话，那么，中国在老龄化增速方面将遥遥领先世界平均水平：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将提前在2042年就已超过30%！
与“多老”相对应的是“少子”。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0至14岁的人口为2.2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6.6%，比2000年下降了6.29个百分点。根据人口学统计标准，如果一个社会0至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5%以下，则属于超少子化；而15%-18%，为严重少子化；18%-20%，为少子化。
面对这一暗淡的前景，所有中国人的心头，可能都会自然而然地升出一个疑问：实行了30多年的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还能持续多久？
中国内地不是没有对这一政策提出过质疑的人，中国政府也不是没有对这一政策进行过微调：例如，中国许多省份已经开始实行“双独二胎”（即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两胎），广东省还提出了在该省实行“单独二胎”（即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也可以生两胎）试点的申请。但我认为，这些微调仍然不足以扭转中国人口结构严重老化的趋势，中国应该考虑全面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即允许所有夫妇（不管夫妻双方或一方是不是独生子女）生育两胎、甚至三胎子女。
因为生育政策有相当长的滞缓效应，所以，即使中国现在就着手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今年出生的二胎、三胎婴儿，到2025年，也不过14岁，还不到结婚年龄，到2042年，也才31岁，真正能够大幅度地改变中国的人口结构，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年头。
也许有人担心，中国一旦全面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是否会导致再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育高峰，但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城市化程度非常低，城市人口非常少，农民往往把儿子看作宝贵的劳动力和未来养老的依靠，即使在城市中，人们对养育孩子的费用也不像今天这么敏感，而在今天，中国城市化程度远远超过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而在城市中养育子女的费用非常高，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纵观各国的人口变化，城市化进程都是与出生率呈反比关系的，即城市化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在经济发达的欧美、日本等国，人们担心不是人口增长过快，而是相反，他们担心的是出生率过低，甚至是负增长，以至于不得不靠外来移民来抵消人口的减少。
有人认为，把欧美或日本与中国进行比较是不对的，因为中国人深受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有着某种根深蒂固的生育崇拜情结，一旦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就会难以控制人口的泛滥。
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妨看看台湾、香港、澳门的例子。港澳台均属中华文化圈，这些地区从来没有搞过计划生育，也没有经历过像内地那样的移风易俗、破四旧、批林批孔等政治运动，因而儒家思想的根基应该比大陆更为深厚，但这些地区却属于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地区之列。
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何台湾出生率全世界最低？》。该文引述美国人口资料局2009年年度的报告说，台湾的出生率下降程度当年已经超过了澳门和香港，而澳门和香港的出生率在过去的5年中一直处于全世界的最低点。而根据台湾内政部今年公布的统计数字，台湾婴儿出生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去年（2010年）更是降到了0.83%的新低点，继续处于全球最低水平。
原因何在？《时代》周刊的那篇文章提到了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生活成本相当高的社会，孩子是一种累赘的观点已经为很多人所接受。”此文还谈到了其它诸多原因，如许多妇女为了职业发展而晚婚、晚育、甚至不育等，大多都是台湾社会高度城市化、商业化的副产品。
中国内地的城市化虽然尚未达到台湾的程度，但随着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随着城市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中国也会经历类似台湾的出生率不断下降的情况。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由于毛泽东时代强调“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国内地城市的妇女就业率比较高，她们的职业理想也比较高，不仅高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也高于港澳台地区，作为代价，她们的生育意愿便相应地比较低，即使中国政府完全放开生育政策，在这些有着很高职业理想的中国职业妇女中，多数人可能也不会为了多要孩子而牺牲自己的职业发展前景。
其实，台湾的经历也被其它许多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国家或地区的经历所证实。
虽然中国内地要求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不断，许多呼吁者还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著名学者、甚至包括一些政府官员，但除了某些微调之外，中国各级主管计划生育的决策层仍然没有明确表示过要彻底检讨计划生育政策。例如，去年2月，针对海内外关于“放开二胎”的争议和传闻，中国国家人口计生委曾经特别传达了最高层的指示，强调“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最近有关部门的表态，则一直近至今年8月，仍有某大城市的人口计生委主任在回答网友的提问时说：“目前，生育政策不变化，放开二胎生育是谣传。生育政策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目前，仍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一个时期内生育政策不会调整。”
当然，迄今为止，中国官方和民间对彻底废除计划生育政策的利弊得失仍然争议很大，但多数中国人并不认为，一旦完全放开二胎生育，就会马上导致人口大增，因为中国各地城乡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允许或默许生育二胎（农村地区一直没有严格执行一胎化政策，再加上许多城市也允许“双独二胎”），但为什么计生部门一直不肯对完全放开二胎生育松口呢？
几年前，中国另外一大门户网站“网易”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放开二胎”阻力何在？》，详细分析了其中的原因。除了观念上的阻力之外，该文还特别谈到了来自作为既得利益群体的计生部门的阻力。该文引述人口学者刘忠良的话说：“中国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的实施是给计生部门的大扩权，让计生部门获得了很大的权力和利益，比如罢官的巨大权力，巨额罚款收入，大量灰色收入等……如果不计划生育了，庞大的计生部门人员不仅没有了权力和收入，更是没有了饭碗，所以想方设法维持计划生育的继续实施就是他们现在的最大利益。”
现在的问题是，最新公布的有关中国“多老”和“少子”的统计数据也许表明，仅仅采取完全放开二胎生育的温和举措，可能已经不能扭转中国迅猛奔向老龄化社会的残酷趋势了。也许，中国只有到了一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一个老人的那一天，最高决策者才会真正痛下决心，冲破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不过，如果到了那个时刻，中国最高决策层即使再出台任何鼓励生育的重大政策，也已回天乏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