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国歌
红色，红色的血
／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
／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
／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
／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
／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
／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红色高棉杀30万华人
东南亚是中国海外华人最大的居住地，华人在当地以经商为主，每次发生社会动乱之时，首当其冲的往往就是华人。近年最严重的一起是1998年5月13日至15日，印尼首都雅加达27个地区发生暴乱，全市五千多家华人商店和房屋被烧毁，近一千二百多人死亡，468名华人妇女遭强奸，最小的年仅九岁。其实二战之后，华人在东南亚各国就一直受到排挤，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柬埔寨，在波尔布特领导的共产党组织——红色高棉的统治下，华人遭受到了更大规模的迫害和屠杀。
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多时间里，柬埔寨至少有一百万人非正常死亡，而当时该国总人口只有七百万人，其中华人由六十多万下降到三十万左右。
红色高棉：华侨是吸血鬼
红色高棉尚未掌权之前就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华侨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酷刑。1974年4月28日，更发生了“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红色高棉军队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一百多人，罪名是“煽动华人回中国”，这些人大部分受了酷刑，有的甚至被折磨死。
四十多万华人被驱逐到农村
红色高棉1975年4月17日占领金边市，夺取了全国政权，接管城市后做出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以美国飞机要来轰炸为借口，以武力逼迫民众疏散到农村去，被疏散的两百万金边民众中有四十多万华人。几天之后，金兵就成了“居民不足三万、只有一家商店”、“没有小汽车，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
在撤出金边的过程中，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因出城匆忙，所带食品、行囊不多，两百万民众颠沛流离，忍饥受累，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许多人染病倒毙途中。
平日不干重体力活的华侨商人和家庭主妇（尤其是缠过小脚的老妇人），更经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死亡比例更大。这次“疏散”行动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疲惫不堪的金边民众才先后到达各自的目的地，被指定在偏僻的乡村中或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开始农垦生活。但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工具去搭建赖以寄身的茅栅，“安卡”（柬语“组织上”之意）分配的口粮又严重不足，加之医药奇缺，结果许多人又死于霍乱、水土不服和疟疾。
除金边外，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清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的居民，也被迫向农村和深山密林地区迁移。如靠近泰国边境的马德望省珠山市，全体民众就被勒令退出城去。因民众大多数都不愿走，红色高棉军队便规定出最后期限，届时如不退出即行枪决，且出城之后不准返回。
柬埔寨大跃进，华人饿死
红色高棉军队每接管一座城镇，就立即破坏当地的市场，宣布大减价，把物价削减90%以上，或直接捣毁所有的零售摊店，并且很快就将货币取消。当时的城市商人几乎都是华人，遭此掠夺与打击后，便顿时便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
红色高棉想通过此举彻底剥夺“资产阶级”的财富，消灭城乡差别，实现“波尔布特式的高度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自1976年起，为了进一步取缔“资本家”的财产，加强对人口的控制，红色高棉还对从城市转入农村居住的华人进行再次的迁移。迁往马德望省各处农村去的华人甚多。该省原是鱼米之乡，但遭连年战火的破坏，加之外来人口太多，竟成为全国粮荒最严重的地区，华人死亡率高达80%以上。
红色高棉建政后，执行“以农立国”的政策，更提出“超大跃进”的口号，并实行一系列集中营式的残暴管制措施，给广大人民包括华人带来无尽的苦难。在将城市居民赶往农村后，柬埔寨几乎已是“全民皆农”了。为实现“超大跃进”的理想，民主柬埔寨政府于1976年制订了全国稻谷增产指标：每公顷单位面积产量3吨；1977年，又将指标增为3.5吨到7吨（而原先全国平均每公顷产稻仅为1.2吨到1.4吨）。为了完成高指标，基层生产单位除了虚报产量外，还通过解放初期即已成立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组织，强化对农民的奴役与压榨。
在合作社里，社员每天必须劳动十二三小时甚至十五六小时。通常凌晨四点钟就要下地干活，夜里九点半才许收工，说是为了“不分昼夜地尽快建成社会主义”。开办大食堂初时，农民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小灶，过了不久，即被迫全部吃“大食堂”。“大食堂”开始尚能供应一顿稀粥、两顿米饭通常是在稻谷收获期，后来便仅剩下两顿稀粥了。一些农民经不住饥饿，到合作社的果园和菜园里偷东西吃，如被发现，轻则罚一二天不准吃饭，重则处死。
大清洗，华人遭殃
由于红色高棉实行的极“左”政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加以内部派性斗争不断，波尔布特集团遂屡屡发动政治运动，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在一再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和肃反运动的大拘捕、大屠杀中，华人亦每每受到株连。
当时的柬埔寨华人多数经商，且知识分子比例较大，故受害程度尤深，即便是柬埔寨共产党内部的上层华裔干部如符宁、胡荣、张东海等，最终也遭到清洗。而在张东海（分工主持商业部日常工作的商业委员会委员）于1978年3月被捕后，全国各部门、工厂的华裔干部、党员以至翻译员，都一批批地失踪、遇害。更有甚者，华人在家中讲华语，亦会被疑为搞特务活动而被捕。
反思
红色高棉的兴起和“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建立，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历史杂志《炎黄春秋》的文章说，从所见的众多难民回忆资料中可以肯定，在他们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生命受到威胁时，确曾基于自己的中国侨民身份，寻求过中国政府的解救。然而，他们未能看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公开的正面的反应。
该文章认为，中国在柬埔寨华侨问题上所采取的不闻不问的“不干涉”态度，尽管有其内政、外交上的种种原因，其引发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在柬华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不免发出感叹：“我们枉有一个所谓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华侨的寄托、精神支柱，却无能为力照顾得了海外华侨”；“热爱祖国却被祖国遗弃，在侨胞有难时共产党祖国不伸以援手，这种心情是怎样的难受和失望”。文章最后指出，如何医治柬埔寨华人的心灵创伤，至今仍是个遗留在中国人面前的严肃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