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前的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佩戴“红卫兵”袖章，检阅红卫兵队伍。从此，8月18日就成为红卫兵的盛大节日，红卫兵也迅速发展成为一种运动。但，仅仅两年后，这一天就成为红卫兵的祭日。无论后人怎样评价红卫兵运动，它都将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分；尽管现在官方刻意回避，媒体也逐渐淡忘，但这段历史既遮掩不住，也回避不了。历史，总是顽强地表现自己。事实上，红卫兵的“幽灵”至今仍在中国大地上游荡。
那个年代的红卫兵，虽然很大一部分是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但还是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会参加。如果顺着“歇斯底里”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思路，答案是现成的，歇斯底里和受过良好教育本身就是答案。
2010年获戛纳电影节大奖的德国电影《白丝带》，讲述了一个制造恐怖的故事。而恐怖事件的制造者，竟然是当地神父家的几个孩子。这几个孩子受着极其严格、传统的家庭教育，包括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教育，神父也经常向孩子们诉说自己心中对他们的希望，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这些孩子却对一名智障、残疾儿童，做出残害的恐怖行为。这个电影对研究红卫兵的暴戾行为，很有启示意义：即所谓正统、严格的教育，会扭曲受教育者的性格，产生与教育目的相悖的行为。
按照一般的看法，强者并不能因为加害弱者而彰显其强。但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情，比如日本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比如红卫兵残酷殴打学校的老师。红卫兵在当时毋庸置疑是强者，但在当时，他们并没有抱着炸药包去北部湾炸美国的航空母舰，也没有举着步枪射击在越南狂轰滥炸的美国飞机。他们高喊着“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却对那些垂垂老矣的“五类分子”，对朝夕相伴的老师，对共一张课桌的同学大打出手，竭尽暴虐之能事。电视片《七八点钟的太阳》中，一个曾经的红卫兵讲述当年在殴打老弱病残的“五类分子”中获得革命的快感，感觉到自己的强大，这绝对是一种病态性格。
红卫兵是被教育出来的，而且是在一种教育制度下被人刻意教育出来的。这是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教育红卫兵使用的教材和语言，还有周围环境，同教育雷锋是一样的。雷锋日记中有一句经典，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谁是敌人？毛泽东说，敌人已经钻进我们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就睡在我们身边。一旦敌人被权威界定，革命者必然对其残酷无情。
事实上，文革前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就是一种“性格扭曲”教育。这种教育，每时每刻都在教育学生睁大眼睛，认清谁是“敌人”，尤其要认清自己身边的敌人；不仅要认清敌人，还要恨敌人，要学会恨。作为学生，他们的性格本身并无加害他人、危害社会的倾向。问题就在于，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总有一种力量在不断激发他们的“黑暗面”，总在提醒他们时时保持警惕，时时表现出愤怒，使性格的基因时刻处在极易突变状态。一旦环境出现变化，社会被扭曲，形势被扭曲，民众的思想被扭曲，这种被教育出来的性格就会基因突变，与形势合拍，顺势发展。再加上别有用心者呼风唤雨的撺掇，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就会把对“敌人”的仇恨付诸于实践，付诸于斗争。而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的斗争与平时所受教育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文革前17年的教育和宣传，已经在后来的红卫兵“造反”思潮的思想细胞里，注入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基因。这个基因内，带有浓烈的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信息。这种历史信息，经过多少专家、学者、老师，经过教育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筛选和系统化，已经被严重歪曲，已经成为当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高华在一篇论述抗战期间根据地教育状况的论文中提到，中共在红军时期一直到抗战期间的根据地教育，普遍存在重思想教育，轻知识教育的倾向。他认为，根据地的教育是一种强化意识形态的灌输式教育，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方针、路线为宗旨，又与现实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鼓动特点。这种教育思想，以及由此逐渐形成的教育制度，都对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教育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红卫兵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
强化的灌输式教育，并不是真正的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是启发式的，灌输的只能是精神。这样教育的结果，只会培养出服从命令、一往无前的猛士，激发不了思维的火花，也培养不出有思想的智者。
但善于思考的人，却能成例外。例如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当年19岁的北外学生王容芬在广场上百万疯狂的红卫兵当中，意识到中国如此发展下去必将大乱。王容芬之后上书毛泽东，震惊了北京。
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在凤凰卫视作客访谈节目时候，回忆那天说，当天广场上有人捡着不少金条。广场上没有资本家的子女，那些金条都是红卫兵从资本家那抢来的。他们欢呼跳跃的时候，金条从衣服兜里掉到地上了。可见，红卫兵不仅是暴力分子，还是刑事犯罪分子。
45年前的“8·18”，是一场反人类的示威。这次活动的中心内容是林彪讲话，讲话一开头，他就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宣布支持红八月暴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此作了现场直播。所以广场上好多大喇叭。林彪声嘶力竭的讲话——他也是个病人，好像服了兴奋剂似的——从多个大喇叭一起放出来，听着就像好多流氓打群架一样。毛泽东那天言行不多，但他是总策划，他那天突然穿上了军装。军装是临时找的，他那么胖，没有合适他身材的，找来最大号的，还绑得身上似的。他穿军装是突出了他是军委主席的身份。毛泽东那天是国家暴力的代表。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他献上红卫兵袖标，他戴上后说了三个字“要武嘛”。在百万人齐呼“万岁”的浪潮里，毛泽东抬起带着袖标的那只手臂，说“红卫兵万岁”。“8·18”之后，宋彬彬本人改名宋要武，1966年8月20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刊登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叫“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
那天主席台上、广场上几乎都穿军装。红卫兵的武器是带钉头的皮带。给毛泽东献袖标的宋彬彬当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的三个头目之一，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在“8·18”之前的8月5日，用钉头皮带活活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宋彬彬在文革中的角色是红卫兵代表，恐怖分子头目。宋彬彬们“奉旨”“要武”后，一场杀人游戏就开始了。
据当时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从8月20日到9月底40天里，被打死的有名有姓的北京市民和教师有1772人，就是每天有44个人死在红卫兵皮带下。最残酷的暴力集中在其所高干子女所在的中学，包括宋彬彬、刘婷婷、邓榕所在的师大女附中，以及清华附中、北大附中，薄熙来所在的北京四中，美国红卫兵卡玛所在的101中。
当时社会上的整人、打砸抢现象，人都想疯了一样。王容芬“8·18”那天也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到当天的情景，让她想到大学期间看的反映德国纳粹时候的电影，知道暴力的根源在哪儿了，所以做出了之后上书毛泽东的决定。她给毛泽东写信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文化大革命要把中国引到哪里去？！”
本来那些政治家们该出来说话，但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于是她挺身而出。那个疯狂的年代，有些人犯了所谓的一些不尊重毛泽东的错误，现在看来可能都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小事，但这些人却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但王容芬居然逃过了被判死刑这一劫。原因就是因为她的话说的太绝了，他们就非要知道她幕后的“黑手”是谁，每次审讯都问这个问题，48小时审讯轮班转，不许她睡觉。审问她就是要知道是谁影响了她，就这么折腾了她多年。让她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过她的老师都写出来，说谁影响她？她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就写了个拉赫美托夫。他们问这个人怎么影响的？她说，他还影响列宁了呢。这一下，他们给她手铐脚镣都戴上了，说她戏弄他们。后来进监狱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把她转到山西，再后来就顾不上她了，没人管她了。就这样，她在监狱里呆了10年。
10年中，王容芬看报都是狱卒子看剩下的报纸，她妈给她送进一本《资本论第二卷》，也看了10年。看来看去，她明白了，知道他们这个革命根本就建立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上了。后来给她平反了，她还进了社科院成了研究员，还是高级研究员。当然平反也没彻底平反，因为“反毛”这条不能平反，留了个很大的尾巴。当时社科院招人，她就拿了一篇批判资本论的论文去应招，费孝通领导的社会学所就要了她了。
“8·18”过去45年了，每年这一天对王容芬来说都是个特殊的日子，王容芬也觉得对中国人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这是个暴力恐怖的日子。德国有个“水晶之夜”，是纪念纳粹砸犹太人店铺之后开始种族屠杀的日子。王容芬希望中国能把8月18日定为“国耻日”。
王容芬觉得有这个可能。王容芬认为，“8.18”实际上是20世纪中期以后整个世界恐怖、暴力活动的一个重要起源。“这不但扰乱了全国，而且扰乱了世界，它输出革命。当时在北京外文局集结了一批全世界的所谓外籍的专家，他们翻译毛泽东的语录，把这翻成外文，用各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去。”那时候，在德国出现一批人，拿着小红书，德文版的上街游行示威，上街扔石头。还有一批人，直接就称自己是“红卫兵分部”，后来由德文翻成中文却成了“红军旅”，这个“红卫兵分部”就是一个纯粹的暴力恐怖组织。他们的任务就是按照名单去杀人，去杀政要，杀经济界的银行行长，杀检查院院长，雇主协会会长，他们的任务就是去杀人。所以，“8.18”是中国暴力的根源，也是从那以后世界暴力的根源，那些毛分子，那些马列主义分子，那些各种各样的红卫兵，把人头骨头堆成墙。
宋要武（宋彬彬）在“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中说，“……革命的重担我们要挑，革命的大权我们要掌。我们向毛主席保证：资本主义休想在中国复辟。我们不但要让中国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不变色，而且让它在我们下一代手中也不变色，让它千秋万代红下去，要让红光照遍全世界。中国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前途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发扬“武”的精神，跟着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所谓红卫兵，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于一位清华附中学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张承志的笔名，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中国第一支红卫兵是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小宾、张承志等人秘密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完全是自发的。在他们成立的当日，北大附中以彭小蒙为代表的中学生，成立了“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的父亲彭炎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是党内有名的文化人，其母阮波是著名作家，但他们对红卫兵的组织持保留态度。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它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书上红卫兵的署名。紧接着矿院附中、石油学院附中等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矿院附中红卫兵的杨冀平，是上将杨勇的次子。他哥哥杨小平和中共中央统战副部长刘春之子矿院刘歌是中学时的同学，因此，杨冀平和刘歌熟起来。受杨冀平的影响，矿院红卫兵由刘歌发起，朱迈、赵静愚、王小中、杨吉生、王运通、刘延生、王阳春等人参加，成立于6月18日。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之前，红卫兵虽然人数比较少，却都是真正的红卫兵。
但是煤炭部工作组把矿院和矿院附中的红卫兵，都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刘歌、杨冀平不服，相约到煤炭部，求见部长张霖之，说明红卫兵的实际情况，得到张霖之部长的支持。在张霖之部长的干预下，矿院红卫兵不但被平了反，而且院党委还专门拨给了办公室和电话，红卫兵组织一下子发展到100多人。北京航空学院的刘克府（又叫朱新华，上将朱良才的次子），和刘歌是中学时代的同学。他听到刘歌介绍红卫兵的情况非常赞同。后来刘克府和苏晓前（中将苏静之子）、徐甘泉（中将徐立清之子）、赖锐锐（建材部长赖际发之子）、贺新洲（贺龙元帅之侄）、李明清（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之子）、孙酋玲（交通部长孙大光之女）、王亚慧（少将王智涛之子）等串联，写出十二人大字报，向院党委提出善意的批评，全校轰动，掀起运动高潮。毛泽东的大女婿孔令华（中将孔从周的儿子）担任了校筹委会主任，刘克府是委员之一。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参加了国防科工委驻北航的工作组。运动中，刘克府们碰到什么问题都去请教李敏。红卫兵的事也问过李敏，李敏的回答是坚决支持。
大约在1966年6月份，一副血统论对联广泛传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语言是不符合正统的语言习惯的，近似于流氓痞子的语言，但它却朗朗上口，被广大红卫兵小将接受。他们信奉毛泽东“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那时候林彪虽然还没有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所谓的林彪语录满天飞，如：“枪声一响，老子就上战场，完蛋就完蛋，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等等。“对联”的出现同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有直接关系。7月26日，江青在北展剧场接见红卫兵，公开了对红卫兵的支持。彭小蒙在演讲中引用了“对联”，江青插话说：“基本如此嘛。”由此，对联有了“基本如此”的横批。
7月28日，江青将清华附中卜大华等人6月24日写的《论无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和彭小蒙7月26日在北大的讲演稿，交给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还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回信。8月3日王任重约见卜大华和王铭，公开了毛泽东的回信。至此，由于毛泽东的首肯和推动，红卫兵运动像火山爆发一样，在全国以势不可挡之势兴起。
7月26日，北京轻工学院的汪延群（少将汪东兴之女）、朱新民（上将朱良才三子）等为代表，到国务院信访室上访，状告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引起中央文革的重视，戚本禹亲自出面接待了他们。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召开运动积极分子大会，当天晚上，江青率中央文革部分成员到轻院，举行师生大会。江青在讲话中支持学生反对工作组。8月1日，轻院红卫兵正式成立，在高校中轻院红卫兵也相继成立。江青对红卫兵的兴起有她不可磨灭的功劳，为了制造天下大乱，她刻意吹捧无知的青年学生，鼓励他们造反有理。当她看到中学和大学的红卫兵组织，能为她所利用，就使出各种手段千方百计拉拢和支持。
清华附中红卫兵富于革命激情的文章，彭小蒙精彩的演说，一经江青的推荐，就立即得到毛泽东的认可，进而肯定了红卫兵运动的大方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毛泽东的支持，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红卫兵运动。红卫兵真正变成了“奉旨造反”的红卫兵。
8月1日建军节后，全国红卫兵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中央老革命的子女都参加了红卫兵：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朱理治的儿子朱佳木，陈毅元帅之子陈晓鲁、陈赓大将之子陈知涯，中共建政上将朱良才的长子朱新加，中将刘志坚长女刘平凡、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之女顾小鸥、上将傅秋涛之女傅民族、公安部老红军之子李纪周、内务部副部长程坦之女程辛联，上将张宗逊之子张新陕，汪东兴之女汪延群，少将王集成之子王小戍、少将王文轩之女王小玲、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之女万淑鹏，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典桃之女邓良宝，小儿子邓良诚，黑龙江省长李范五的女儿李黎力，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之女刘菊芬，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之女雷蓉、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之女王小平。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乔宗淮，成都军区政委、中将甘渭汉之子甘佩，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之女杜安糠、一机部副部长饶斌之子饶凯，中将、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之子刘惜戈、中将、海军副司令方正平之子方忠诚、上将、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之女叶威威、冶金部长吕东之女吕虹，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之子谭怀远，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之女伍连连，少将宋玉林之女林辉，建工部长刘裕民之女刘莹，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之女于延琳，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之子万仲翔、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之子刘安东，党校副校长胡绳之子胡伊朗、戴爱莲的侄女戴良江西省副省长黄霖之子罗迎难，外交部驻英代办宋之光之子宋扬之，上将苏振华之子苏承德，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谭力夫，教育部副部长刘笛峰的养子……。
但他们不顾政策、为所欲为，到处制造麻烦，竟然枪走西藏宗教领袖班禅进行批斗，到处打砸抢烧，外国使馆密集的东交民巷和苏联使馆附近的一条街，被他们砸了原先的路牌，分别改为反帝路和反修路，与外国使馆工作人员的冲突也时有发生。
于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出面讲话，要求领导干部的子女退出红卫兵领导层。许多老红卫兵的父母，这时都受到运动的冲击，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桩桩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大多数老红卫兵，他们转而成为“保爹保妈”派。在中南海礼堂成立了“联动”。这些老红卫兵，都是血统论者。在他们的老子纷纷被打倒前，他们用极端的方式抓走资派、打黑帮，批斗牛鬼蛇神，甚至欺压出身不好的同龄青年。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干扰了文革的大方向，于是江青人不得不重新培养新的红卫兵，头领如聂元梓、蒯大富之流，来替代他们。
不过，“飞鸟尽，良弓藏、走狗烹”，无论是老的、新的红卫兵，他们不过是像猴一样被耍了一回。使命结束后，都退出政治舞台。
在反对“血统论”的英雄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杀害的26年后，“血统论”的发明者谭力夫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作者坚定地认为：在中国“血统论”是一种文化。唱红歌，种红树，山河红，老子英雄儿好汉。2008年9月，“将军后代合唱团”在中国成立。他们子承父志地表示：“美国不是要我们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会变颜色，我们就是要将我们的红色文化代代传下去，永不变色。”这声音似乎和当年的红卫兵们一们一样，但滑稽的是那个宋要武又改成了宋彬彬，并入了美国籍，成了美国人。
“文革”是在唱红歌、读红书、开红会、看红戏中，拉开序幕的。那时刚过了“三年困难”，人们饿得没精神，领导说要提振精气神，于是各单位组织开展“革命歌曲大家唱”活动。给人印象最深的歌，是李劫夫作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歌中唱道：“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泽东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还有才旦卓玛唱的以雷锋日记填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中唱道：“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教导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抽敌人！”。唱得最多的红歌则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主要内容为：“毛泽东是红太阳”；“党是俺的亲爹娘”；“千秋万代跟党走”；“誓把敌人全埋葬”之类。成人唱着红歌；红孩子“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的口号嘹亮，使青少年热血直往上涌，盼望着早日有一天“杀敌上战场”。这一天终于来了，广播里发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集中火力斗黑帮”的号召，“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学生们发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最先一批红卫兵是高干子弟，他们打人下手狠，并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不久高干子弟们的老子被打倒成了“走资派”，他们就蔫了。红卫兵上街“破四旧”，见着“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就打。由于暴力革命思想深入人心，这一切似乎顺理成章，红卫兵们还有一套说词：“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有人去八宝山，见到被打死者的尸体摞满一间间屋子，来不及火化。北京大兴、湖南、广西等地都发生了把“黑五类”全家“灭门”惨案。
“文革”红潮越涌越高涨，毛泽东一次次接见手捧“红宝书”的红卫兵，天安门广场成了“红海洋”。唱红歌发展成了人人必须边唱边跳的“忠字舞”，有首“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红歌，是“忠字舞”的主旋律；读红书变成了每个人不可缺席的向伟大领袖的“早请示，晚汇报”，到了早晚一定时辰，由一人领头，众人均要起立，把红宝书捧在胸口，面向主席画像高声敬颂：祝伟大领袖毛泽东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不做完这个仪式，不能上下班和吃饭。每个革命群众都要佩戴的红像章也越造越大，一位干部因调侃说红像章好似古代武将的“护心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那时民间还没有电视，只有收音机，一年到头天天反复播几个红色“样板戏”，没有别的节目，以至全国的孩子对红戏台词倒背如流。1967年底各省市都夺权成立了“革委会”，叫“全国山河一片红”，还出了纪念邮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则提出：我们不仅要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还要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