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从小到大所受教育，被灌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共的领袖地位，随后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调动敌人，从而力挽狂澜，带领红军走出包围圈，走出困境，从胜利走向胜利。现在大陆地区高中生必修的历史教科书还在延续拍马屁的说法：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经过整编，提高了战斗力。毛泽东指挥红军，声东击西，四渡赤水，打乱了敌人的追剿计划，然后渡过金沙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1]
听我儿子说，为了通过考试，确保得到高中毕业文凭，上述内容必须背诵熟练。直到2007年春天我才知道，历史事实与之相去甚远。
参加了遵义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从贵州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写成《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节录如下：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D）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2]
从中央档案馆所存历史文物——陈云手稿《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可以清楚地知道，现在中学生必修的历史教科书内容：“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牵强附会拍马屁的，政治上的总负责人是洛甫，即张闻天；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还是周恩来；红军的目标是北上过长江，到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下面请看另一位中共元老级大人物、参加了遵义会议的红军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元帅对遵义会议后红军行程历史的回忆：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确定向四川进军。当时选定的渡江地点是在重庆上游宜宾到泸州一线。一月十八日会议刚开完，我们就离开遵义，一军团从集结地向西三军团经仁怀向北，五、九军团和中央纵队随后跟进，共同向赤水城进发。
……开始一路上比较顺利。一军团首先攻占习水、土城等地，于一月二十五日到达赤水城郊，堆备攻城。但那时敌人闻讯我军北上，早已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集中兵力到川黔边境布防，封锁长江。赤水城本来就比较坚固，这时川敌又派大量部队增援，一军团到了赤水城外复兴场、旺隆场等地与敌人一个师又两个旅对峙，相持不下。中央纵队与三、五军团于一月二十六日到达土城，第二天四川军阀的先头部队，装备精良的“模范师”郭勋祺部和潘佐的三个团，共六个团赶到了土城。一月二十七日，军委主席朱德命令我三军团、五军团及干部团全部，“于明日拂晓包围迂回该敌而歼灭之。”一月二十八日和敌人在土城东北的丰村坝、青岗坡一带打了一场恶仗。由于我们指挥存在缺点等等原因，达一仗没有打好，部队受挫。
……
态势于我很不利，于是军委下令退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内古蔺开进……
我军一渡赤水以后，原拟经古蔺、叙永、兴文向长宁集中，然后在宜宾附近渡江，但我军非常疲劳，又在山间小道行军，速度很慢，敌人则依靠其有利的交通条件，先后调集了十个旅赶到宜宾南部长宁一线集中，于是我军又改道到威信(扎西)、镇雄一带滇黔边休整。二月中旬，我们发现川敌十多个旅正由北向南压来，云南敌人三个旅正向镇雄、扎西急进。于是军委决定我军掉头向东，二渡赤水，去打击在遵义、贵阳一带的王家烈部队和薛岳、周浑元纵队。二月十九、二十日，我军在太平渡到二郎滩之间渡过赤水河。
……这时黔军有六个团，布置在娄山关一线，他们凭险据守，企图掩护遵义，以待薛岳的部队北援。我军决定先打击消灭黔军。经过激烈交战，一军团的部队二月二十四日再次夺占桐梓城，守敌退向娄山关。二月二十六日，三军团的部队二次占领娄山关。
敌人溃败以后，纷纷夺路南逃。一、三军团并肩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我们一军团在黑神庙偷听敌人电话，得知遵义只有敌军约一个营，其他是娄山关撤退下去的部队，敌师长命令他们在遵义城外各处整顿，不准入城。于是我们命令一师和二师：“如三军团的部队在你们前面追击时，你们则随其后跟追，如三军团停止未追时，你们应超过他们迅速追击。”二月二十七日，一、三军团再取遵义城。这次三军团比我们先占遵义……
经过我们一军团和三军团等友邻部队的奋勇战斗，在遵义以南先后打垮了由贵阳北上增援遵义的中央军——吴奇伟率领的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和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并乘胜猛追，在烂板凳、刀靶水等地打了几个漂亮的追歼战。
在烂板凳附近，我们召集会议，命令部队追歼敌人。我说：“现在我们部队没有吃饭，敌人也没有吃饭，我们疲劳，难道敌人不是比我们更疲劳吗?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到乌江去喝水。”
敌人这两个师，在江西就和我们作过战，知道红军的厉害。比如敌人的五十九师，就是第四次反“围剿”被我们在黄陂几乎全歼过的，不知道敌人怎样东拼西凑，又把这个师的番号恢复了。他们一听说红军来了，闻风丧胆，和我们一接火，逃得比兔子还快。
……
我们追敌人一直追到鸭溪以南乌江大渡口。由于敌人砍断了浮桥，才幸免于全军覆灭。
这次战役，红军歼敌九十三师大部、五十九师一部还有王家烈的一些部队，俘敌近三千人，内有团长一名，还打伤敌旅长、团长三名。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三月初，周浑元纵队在仁怀(即茅台)鲁班场一线，有向我遵义进攻的企图。我军决定趁薛岳纵队刚吃败仗尚在乌江以南的机会，向西北打击周浑元纵队。三月四日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指挥作战行动。这次本来想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周敌却在鲁班场附近筑堡固守不动，我们一军团到鲁班场打了一下。没有攻克。这时薛岳纵队重整旗鼓，又北渡乌江向我后面袭来。于是我军三月十日放弃遵义，军委机关与野战军会合以后，于十六日攻占茅台。在茅台休息的时候，为了欣赏一下举世闻名的茅台酒，我和罗瑞卿两个叫警卫员去买些来尝尝，酒刚买回来，敌机就来轰炸，于是我们就又赶紧转移。随后为摆脱追敌，我军即在茅台附近向西三渡赤水，再次向古蔺方向开进，周薛两敌在后紧追。在此紧迫之时，不意毛泽东同志指挥我们突然掉头向东，三月二十一日于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当我军西进古蔺时，敌人以为红军还是要北上，赶紧改变部署，没有想到红军四渡赤水，掉头南下，把北线敌人甩得远远的。我军在遵义到茅台之间直插乌江边。
一九三五年二月底，一军团一师三团，带着军团的工兵连，作为先遣队，掩护我军南渡乌江。三月三十一日，三团抵达刀靶水南的乌江边。当晚，先头营在暴风雨中乘竹筏渡过了江，从小道绕到了敌人江防营——薛岳部九十一师的一个营的侧后，击溃了这个营。工兵连架起了浮桥，红军渡过了乌江。
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我军竟长驱直入，前锋直逼贵阳城下，吓得贵阳守军将四门紧闭，而我军却从贵阳城郊先东向贵定，以后又折回来于四月九日在贵阳到龙里之间一个很小的口子由东北向西南通过了贵阳。当时蒋介石就在贵阳，他历来是冒冒失失的，这次因为我军行动神速。他摸不清我们意图，还以为我们要打贵阳，所以未敢轻举妄动。}
读了上述聂荣臻元帅回忆录，我们可以肯定，现在中学生必修的历史教科书内容：“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经过整编，提高了战斗力”纯属虚构。“毛泽东指挥红军，声东击西，四渡赤水”基本上属于虚构。红军第一次渡赤水河、第二次渡赤水河，都属于无奈之举，而且并不是毛泽东指挥；第三次渡赤水河肯定也属于无奈之举，是否毛泽东指挥存有疑问；毛泽东指挥的第四次渡赤水河确有可取之处，在此不能埋没毛泽东的才能闪光的地方。其实从灵活机动的军事角度而言，最精彩的不是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而是向南渡过乌江，貌似攻击围剿军统帅部所在地贵阳而实际上偷偷绕过贵阳而逃脱包围圈。如果从必须严格完成既定任务的角度去衡量，放弃了从泸州到宜宾之间北上过长江的目标是明显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四渡赤水神话的建立，始作俑者是欺天罔人的说谎大师毛主席，当然也少不了其他人拍马屁的神功相助。遵义会议后仍然担任中央红军最高军事指挥的周恩来贡献最大。且看周恩来1972年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争论。……在那种关头，只有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一月、二月出发，到了五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3]
有心研究军事、研究历史的读者可以参看地图，贵州省金沙县城（打鼓新场）在遵义正西偏南方约70公里，遵义正南偏西方约120公里是贵阳，贵阳到金沙约100公里。实际上已经在遵义及其北方娄山关、桐梓一线，并且刚刚在遵义会议上决定往遵义西北方泸州、宜宾之间进发以求渡过长江突出围剿军包围圈到四川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怎么会想硬啃遵义西方偏南与贵阳距离并不远的打鼓新场的围剿军呢？这如果不是神经病，是什么？是无中生有。
文中资料引用来源：
[1]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中国近代现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下册第20-21页。
[2]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北京：《人民日报》1985年1月17日第一版和第二版。
[3]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节录）（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北京：《人民日报》1985年1月17日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