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王志英，字君惠，号子英，生于1901年11月10日，1982年5月去世。
父亲死在弟弟的家里。弟弟早年由于父亲的地主出身和“反革命”等历史问题，被迫从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下放”到梅里斯农村成为农民，弟弟和弟媳对此多有抱怨，直到父亲闭上双眼，他们才原谅了父亲。
父亲曾被共产党判了20年有期徒刑，只因为他有100多埫1 土地、有一处大宅——五间高大的正房，东厢房和西厢房各三间、有十几匹壮马、骡子和马驹、父亲在县城还有一家名为“兴隆”的生产豆油的油坊。父亲在村子是号称能套出两挂（辆）马车的人家，所以就被共产党算成是大地主；又因为他识文断字，是周围几个屯子少有的人才，当过十几年的村官，又被共产党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父亲的灾难是从共产党搞土改开始的。
1945年8月日本人在黑龙江投降撤退，苏联军队占领了我的家乡，大约两个多月左右，苏联军队走了，八路军就来了。1945年冬天格外的漫长，我父母带领我们五个孩子（当时还有一个小弟弟叫成帮的，1947年秋病死），搬进黑龙江省克山县城住下。我父亲关心时事，明了政治，关切国家形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共产党和共产政府的历史和发展，他都了解。有一天他对妈妈说：“我做了个梦，我在择一堆乱麻，择不清，理还乱。”说罢长叹一口气，皱起眉头。妈妈说：“不要乱想，你不是要打开粮仓把粮食给大家分了吗?”他点头说：“给乡亲们比归公好。”
我爷爷奶奶留守农村 ，1946年春节刚过，我父亲就与爷爷一起打开粮仓给乡亲们分粮，来拿粮的很多都是远村的一些懒汉。
不久共产党的工作队来了，一位姓苏的操着南方口音的老干部当工作队的领导，他们住在我们农村的家里。爷爷奶奶把工作队当成贵客热情招待，不料没几天，工作队却把我父亲抓了去。乡亲们闻讯后集合了100多人到县政府去请愿，集体保释我父亲出来。乡亲们把我父亲保回村里，有人想办法开了张路条2 ，让我父亲快点离开村子。
我记得那是1946年农历5月16日的事情，母亲把身上戴的金首饰取下来小心地缝在给父亲特做的破衣服里，送我父亲出走。父亲开始用王君惠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不敢与家里联系。
父亲生前对自己的历史只字不提，他总是沉默着。我是断断续续听母亲的回忆才能把父亲的故事串起来。母亲曾说：“你爹先是逃到长春，在一个技工学校工作。长春被共产党部队围困，饿死的人‘没数’，你爹用一个金戒指换了两张干豆腐吃了，才有点力气爬出围困圈，活了下来。”
逃离长春后，父亲辗转来到沈阳市在沈河区的铁路局房产科做管理工作。先是捎回家几件黄色的旧衣服，奶奶把衣服泡湿，把做饭的大铁锅翻过来用锅灰在衣服上搓揉，染成黄不黄、黑不黑的衣服，改改给我们穿。父亲不久就省吃俭用陆续把钱偷偷捎回家，母亲用这些钱买了三间正房、三间厢房，位置在克山县城东北三道街。我记得有半个大院子，大约有五十平米，厢房不大，南窗外到马路有块大菜园。菜园边还搭了个猪圈。母亲把正房出租，厢房自己住。
父亲还买了些金首饰存起来，他觉得金子保值。他捎回家几个金戒指，自己留几个备用。在共产党所谓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我们家里似乎有那么一点安稳感，父亲工作，我们读书。
1951 年，共产党开始大张旗鼓地搞起“肃反运动”，严查各地的“反革命”，我父亲被查出来了，他的一切财产都被没收，不知他到底积攒了几个金戒指。父亲被五花大绑押送回老家克山县，在公安局院里的砖房羁押。所有的政治犯都被一人一间隔离关押起来。我母亲有时可以送点吃的进去。直到1952年的春天，大约是五月的一天，有人告诉我家：明天枪毙我父亲！妈妈急忙去木匠铺定了一口棺材。妈妈和我都一夜没合眼。妈妈没有把这个噩耗告诉我奶奶和弟弟妹妹们。
第二天一早，就有一个穿便装的男人3 站在我家门口看守，没阻挡我们上学。
我在课堂上一直捂着耳朵趴在课桌上经受着恐惧和痛苦的煎熬——我害怕听到枪毙父亲的枪声。当时真傻啊，公审枪决犯人是在西门外，我读书的中学则是在北门外，我怎么能听见枪声呢？老师和同学都很同情我。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里的。看守我们的那个人已离去，有几个亲戚急忙跑来告诉我妈：“谢天谢地，大哥只是陪绑，没有被枪毙。判了20年！”我六婶说： “大哥被绳子绑着，和被枪毙的人一起跪在地上，哗哗地流着眼泪。”妈妈哭着说：“他是扔不下一家老小啊！”又无奈地说：“能捡条命就行啊。”
当天晚上我悄悄地去街上布告栏看新贴的布告，由于紧张只依稀记得我父亲的“罪行”是：当村长期间各屯子被伪政府抓去的劳工有一伤一死；有100多埫土地……判处有期徒刑20年！我心很乱，他是村民推举的村长，他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挣下100多埫地，就为这事差一点没命！
第二天在院子里我听大人们议论昨天枪毙的事情。有人说：“克山县有12个村长，47年土改运动时除了逃走的4个，8个都枪毙了！”大家又说到那个被伪政府抓去后死了的劳工。我妈说: “他去当劳工是为了挣钱，替别人去的，当时我们家长柜的（指我父亲）还劝他不要去。他身体不好，他硬要去，没曾想到那儿不到两个月就病重死了，这怎么还算村长有罪了？人家娘们儿4 还谢我们当家的呢。”
除了我妈，那时受到惊吓的还有我奶奶。我当时真不懂事，怎么没有多多关心我奶奶的伤痛？奶奶生了12个孩子，只活了父亲一个。好在父亲恭谨孝敬，奶奶十分欣慰。父亲给奶奶配的水晶老花镜、给奶奶镶的满口瓷牙，在当时都是奢侈品；奶奶爱吃水果，父亲就让爷爷奶奶房间里的水果点心一年四季不断。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的事儿，我内疚万分，因为父亲被判刑后没几年奶奶就去世了。
共产党政府没有法律概念，也没有法律条文，特别是对所谓的政治犯，怎么处理、押到哪里都是他们自己决定的，我父亲不知道，我们家属更不知情。父亲被判刑后过了很长时间，才能给家里写封信，告诉家人他在齐齐哈尔市第一监狱劳动改造。
我同父异母的大姐去看过父亲一次，她做了一套白布衬衣送去。以后由于家庭贫困、孩子多，没有再去看过父亲。同父异母的二姐读了铁路专科学校后在北京工作，当时已经结婚。二姐买了一付水晶石眼镜给父亲寄去，姐夫为此差一点和二姐离婚。他说我是工人阶级，你是地主子女，我要跟你坚决划清界线！
1954年暑期，我初中毕业考上高中。读初中时我不得不经常缺课帮妈妈做小工挣钱养家，如果读高中就应该读大学,就得要妈妈给伙食费，我对此一筹莫展。在老师建议下，我报考了齐齐哈市中等师范学校，师范学校可以给十元伙食费。
开学两周后我才忙完家里的活到学校报到。我努力省出点钱来买了一小罐熟肉，去监狱看我父亲，我知道父亲爱吃肉。我给他鞠躬行礼，却不知该说什么。他嘱咐我好好学习，毕业工作帮妈妈养家，我点头说：是。我们父女相对无语，也没有眼泪。父亲拿着一小罐熟肉转身从出来的门又回去了。
那里的工作人员指着接见室墙上的挂图向我介绍：这里是模范监狱，讲卫生，团结互助，吃的很好，劳动强度不大……那个时代工作人员说的话我还相信，我想父亲在监狱里生活还不错。
1955 年暑假我没回家，一是学校伙食免费可以白吃，另外不回家还能省下9元钱的火车票。放假后，学校空无一人，我偷偷溜到已经回家的男生宿舍里捡了一些臭袜子，洗了好多遍晒干，补了23双，袜子够穿了，准备开学上二年级。我还用二姐寄给我的五元钱买块布料缝了一条裤子，免得集体照相时同学们都笑话我穿有补丁的裤子。我要尽量省钱买些东西去看望父亲，我盼着快点读完书，毕业挣钱养家。
开学前两天，我家前院的王同学把我奶奶带来了，奶奶来找我一同去探监。我既紧张又难过，向班主任老师借了六元钱，掺着拄着棍子的小脚奶奶去探监。我们要走一段路才能雇到拉人的马车。经过远途的颠簸，奶奶看起来疲惫不堪。奶奶过去一头浓密的卷发现在已经稀疏蓬乱，明亮的大眼睛干瘪无光。她要去探望日夜思念的儿子，精神极度紧张。一路上都有小孩在高喊着：“快看老疯太太！快看老疯太太！”
坐上马车，我和奶奶好不容易到了第一监狱，奶奶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儿子，一时竟无语。父亲看到苍老的母亲痛苦万分，我则紧张难过到了神情恍惚的地步，以致记忆不清，后来怎么都不能把那次相见的细节记起。我只记得紧张得没让我奶奶住下休息一天就送她上火车回家了。只记得奶奶不停地自语：“这是最后一次看我儿子了，这是最后一次了。”
不久我父亲就从齐齐哈尔第一监狱转移到依安劳改农场。
放寒假我回家，家里已经完全变样了。房子被公私合营，实际就算归公，几间房子每年只给一点利息。我家人只能住一个北炕。
全家靠着妈妈给中学一位老师家看小孩换取每月十元钱的收入维持生存。因为没钱，我们只买一点点煤烧，室温一般都在零度左右。东墙上挂满了白霜，奶奶就住在靠近东墙的炕梢。奶奶已经不能做事了，勉强起来吃饭和到外边大小便。我每天烧火做饭。
我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每天在烧火时幻想。我幻想着天暖了，奶奶还能做家务，妈妈还可以出去挣钱，弟弟妹妹有吃有喝。带着这样的幻想，我如期返校。
三月的一天，我接到一封弟弟写来的信，打开一看，奶奶已于正月十六日去世。后来听母亲和妹妹说，奶奶只是得了感冒，请示居民组的组长要去看病，组长赵玉新说:“那么大岁数看啥呀，挺挺吧！”结果奶奶没有挺过来。奶奶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过不去了，她喃喃地对妈妈说：“你能得好啊，你有闺女啊，有闺女享福啊”。妈妈给奶奶穿上土改时没有被分走的寿衣，用上了父亲早年为奶奶预备的棺材板料做了一口棺材。
次日凌晨，非常寒冷的一天，我母亲到农村去求乡亲们帮忙。王金二哥组织几个人把我爷爷的坟刨开，几个人赶着大马车进城拉了奶奶的棺木，当天就把奶奶和爷爷合葬了。
1956年暑假，为生活所迫，我退学到齐齐哈尔第四中学工作。月薪34.50元。我每月自己留下十块钱生活费，剩下全都寄回家。
1957 年，我又萌生了带薪上大学的想法，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之后我一直没有接到通知。有一天我在西大桥遇见当时在招生办工作的校友李广庆，他告诉我，今年搞整风运动，很多有“情况”的人都没录取。全市在职干部中只录取了两名。他又说：你的分数够了，但因为你家庭的问题，所以没录取你。不久，已经在北京外语学院带薪读书的二姐也被“分配”到一个中学教地理，不能再在北外读书了。
由于多年来政治上的恐惧和压力，加上生活负担过重，一心想要读书的我却始终不能如愿以偿，我的精神每天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我终于得了一种心理疾病，医生诊断叫“癔症”，现在称为抑郁症。我知道自己得了这种疾病后，就想办法多看书，以缓解精神压力。虽然家里人都不知道我有这个毛病，但我知道父亲还在监狱里活着，母亲和弟弟妹妹们还需要我，这是支撑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1957年8月，我调到齐齐哈尔市远郊的工业区——富拉尔基区的重型机器厂的学校教书。
共产党的运动连续不断，他们借着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向我伸出了魔掌。虽然我做人小心谨慎，“反右”时躲过了一劫，但我因家庭出身问题经常受到欺凌，党员干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整治我，折磨我的心灵——今天开会斗争，明天示众批判。在一些领导那里，在那些根红苗正的同事眼中，我是低等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我做人处处小心，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
1960年，已经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要喂奶，吃的比较多，但当时粮食开始计划供应，什么都要凭票证，我经常吃不饱。我弟弟在厂里当工人，定量比我和我丈夫都高些，可是他年轻，也吃不饱。我们这些自由人都吃不饱，我在监狱里的父亲呢？1960年年底的一天，我母亲到依安劳改农场去看我父亲，只拿了几个馒头和一个苹果。
妈妈到了农场门口，一位好心的警卫就说：“大嫂你可来了，昨天一个小伙子的父亲就晚来一天，那小伙子就饿死了”。我妈吓了一跳，她问那警卫：“那孩子犯了啥错？”警卫压低声音说：“听说是把自家的猪仔给卖了，就判了五年。”这时，我妈看见我父亲摇晃着高大的身躯慢腾腾地挪着步子走出监区，手里还拄着一根棍子。我妈一眼就发现父亲的脸浮肿了，她知道他饿坏了，急忙把吃的递给他。父亲一把抓过馒头就往嘴里塞，塞得话都不能说了。我妈发现父亲的脸被压破了，知道这是他饿得起不来床长时间躺着的缘故。我妈哭着说：“你慢慢吃，别噎着，别一口都吃了，我明天再来，给你带吃的。”
我妈在城里找到从前邻居王金的儿子王永福，在他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从他们家又拿了点吃的送去给父亲，嘱付他要挺住，她会想办法再弄吃的来。
我妈接着去了克山县古北区五号5 ，和亲戚朋友、乡亲们说明我父亲在牢里快饿死了的情况。大家说，咱们每家收获的粮食都被征收走了，口粮都还不够吃呢，但你家掌柜的是好人，怎么也不能让他饿死！乡亲们把自家分得的亚麻籽拿出一些，凑在一起炒熟磨成细面，装了满满一面袋 (五十市斤)。乡亲们又商量：给你家掌柜的再拿点糖稀(饧)，于是又给准备了一罐子糖稀。我妈抓紧时间送到监狱我父亲的手里。
后来我妈又去了一趟克山的农村，这次去的是前四号和后四号的龙泉乡，这里有我们的本家，我父亲的堂弟——我的五叔和六叔，还有六叔父母——我的四爷奶都住在这里。共产党统治农村之前，我父亲经常救济他这些穷兄弟们。我还记得我妈把父亲的裤子改短些给五叔穿，六叔和四爷奶一直住我们家在前四号买的房子里。这些亲戚都想尽办法拿出点亚麻籽和糖稀给我妈，这样妈妈又给坐牢的父亲送去一次吃的。可以说，这次又是我妈救了我父亲的命。
我只记得我妈给父亲送亚麻籽的事。到1963年父亲回家之前，我妈去了几趟监狱，都送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因为我差点病死，当时我得了重症黄胆型肝炎，住院休息半年多。这段时间我妈经常采些野菜，如柳蒿芽、榆树钱、蒲公英、苣荬菜、灰菜等野菜充饥。母亲也曾经领我抱着儿子去农村亲戚家串门，每家住几天，为的是吃几顿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