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玩味的是毛泽东所说：“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他也按照我们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
跟斯大林这样的人打交道，要想占便宜，那无异于与虎谋皮。毛泽东也未必有在具体条款上占便宜的想法。但问题是，既然斯大林极不愿意签订这项条约，只是在毛泽东软磨硬缠、死皮赖脸耍赖之下万般无奈地坐到谈判桌前，那毛泽东要在具体条款上谋求平等也决不可能，或者说，斯大林就势必要在具体条款上占尽便宜，因为他随时可以拂袖而去。签订条约这件事本身，斯大林表面上是极不愿意的，但终于坐到了谈判桌前，这就是毛泽东说的：“他也按照我们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而在条约的具体条款上由斯大林说了算，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
起初斯大林既不愿意签订条约，不能排除这是老奸巨滑稳坐钓鱼台的斯大林谈判战略战术实施的另类准备阶段，因为斯大林的外交思维非常发达，其发达程度是毛泽东望尘莫及的。为什么我说斯大林外交思维很发达，读者只要知道斯大林在联合国给苏联争取到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席位就不难理解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在苏联（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版图范围之内，其身份地位，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但是斯大林给它们弄上了联合国席位，这样，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实际是就有了三个席位，投票的时候就有三张表决权票。斯大林与毛泽东在外交领域能力的高下差别，实际就是云泥之别，在是否维护自己所代表的国家、人民的利益方面，毫无疑问也是云泥之别。毛泽东出卖国家利益、国民利益给苏联，出卖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给阿尔巴尼亚等小国家，出卖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给侵略过中国的富裕国家日本。
正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所以斯大林一开始虽然极不愿意签订这条约，但最终还是很满意的。当时毛泽东在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上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让步”，包括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才与苏方缔结了这项条约。但这又决不可以与近代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相提并论。此前的那些不平等条约，都是列强强加于中国的，而此番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秘密的《补充协定》，则是毛泽东死皮赖脸耍赖追求来的。被人暴力强奸和死皮赖脸耍赖与人通奸，在失去处女膜方面是一样的，但是在道德意义上是截然不同的。
毛泽东说：“跟斯大林这样的人要斗，你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这决不可理解为毛泽东在号召当时的中国人与苏联斗。这“斗”，仅限于毛泽东用死皮赖脸的方法把条约签下来。主子斯大林吩咐的：“不许外国人到东北和新疆”，奴才毛泽东自然会坚决遵照执行，这里决没有任何斗的痕迹。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了。毛泽东写了文章《最伟大的友谊》，发表在《人民日报》3月9日第一版，表示纪念。毛泽东写的文章中的内容：“我们失去了伟大的导师和最真挚的朋友——斯大林同志。这是多么的不幸呵！这个不幸所给予我们的悲痛，是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的。”与毛泽东后来亲口所说：“跟斯大林这样的人要斗，你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相比，其性质差别如同硫酸与烧碱相比，形象一点来比，颇有点高高的喜马拉雅山与深深的马利阿纳海沟相比的感觉。
1956年3月苏共《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传到中共中央，在第一次为此召开会议讨论怎么办的3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最为激动：
[提起斯大林，我们就有三肚子气——同志们都晓得，还是在中央苏区时期，王明在莫斯科遥控我们党……那时候的斯大林，就是王明、博古这些自称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太上皇……
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期，又是斯大林支持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当着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去了莫斯科，那是一次很令人生气的见面——开始时，他竟不同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逼迫我们放弃对外蒙的主权要求，还要长期租用东北的中长铁路和旅顺港……][1]
156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地区中国主权，毛泽东在压力下被迫放弃了。
受斯大林压力而卖国，毛泽东心里肯定非常痛苦，1956年在北京发牢骚、1957年在莫斯科发牢骚以后，1958年在北京与外交部长陈毅又提起这件伤心事：“我两次去莫斯科，头一次去，就不是以平等待我，那是什么兄弟党，是父子党……”[2]
文中资料引要来源：
[1]邸延生：《历史的真情：毛泽东两访莫斯科：（1949—1957）》，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07—508页。
[2]尹家民：《红墙见证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原文以毛主席称呼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