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南省邵阳县因“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抓“黑杀队”，导致当地死伤惨重而远近闻名。40余年后的今天，经历者仍记忆犹新，谈虎色变。我在邵阳县土生土长，80年代前曾在邵阳县委办公室工作过20多年，“文革”中抓“黑杀队”更亲历其境，1974年还参与调查。这一事件之残酷惨烈，实在无可名状。现据当年调查之史实，述其来龙去脉，以警世人。
一、邵阳县历史政情略述
观诸近现代史，贫困闭塞落后之地往往易成“革命之乡”。邵阳县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成为“极左”肆虐之地，与当地的经济、人文、历史条件有极大关系。1968年抓“黑杀队”事件过后，笔者痛定思痛，回溯该地历史，认为其祸根早已深埋于1950年代以来肇始的“极左”政治思想之中。
邵阳县地处湘中偏西南的丘陵腹地，虽有芙夷、赧水双江相汇成资江在境内穿流而过，但因地势偏高，仍属衡邵干旱走廊的要冲地带。俗谓“倒了茶罐涨大水，竖起茶罐遭天旱”，十年九旱，耕作方式落后，比刀耕火种好不了多少。当地民众靠天吃饭，生活贫困，且兵匪、灾疫横行。每逢灾年，民众告贷无门，伐木充食，掘土疗饥，沿门乞讨，饿殍遍野，苦不堪言。[1]
“文革”中邵阳县发生惨绝人寰的抓“黑杀队”事件并绝非偶然，早在1951年3月该地就发生过同类事件。1951年，在老邵阳县第七区（即今郦家坪、诸家亭一带），就曾发生过耸人听闻的“抓黑杀队”事件。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到处只闻殴打之声，抓千人，伤百人，死10人。幸处理及时，才未酿成更大的惨祸。但因当时正是土改高潮，顾及影响，此案作内部处理，被处理的干部不久后大都官复原职。此事为当地干部“宁左勿右”的思想埋下根源。[2]此后，无论是土改后的“合作化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邵阳县的负责干部基本都抱持这种心态，当地民众被这些运动折腾得苦不堪言。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倡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个文化滞后、经济闭塞的县份，“阶级斗争”成了一切工作的动力。1964年冬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或“四清”，即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阶级斗争更是头等大事。邵阳县被列为邵阳地区的“四清”重点，地委组织了一个“社教总团”，集中了全地区1万多名干部，组成9个分团派驻各区、社，当地基层干部全部列为“四不清”对象“挂起来”。地、县主要领导改名换姓，“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背靠背检举揭发”，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术”，“人人过关”，大喊大叫“四不清，害人精；不交代，开水淋”。于是，贪污粮、钱的“千字号”、“万字号”比比皆是。在短短的两个月中，举家外逃者不计其数，自杀身亡近百人。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制定下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纠正运动初期大整基层干部、群众的“极左”倾向。笔者当时就在社教总团工儿，参与发放文件，并要求生产大队用大镜框将文件镶嵌高挂，让全体社员群众长期观看。然而，邵阳地区的社教总团的领导却说，“不是松了、而是更紧了”，继续实行高压政策。狠批“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大割“资本主义尾巴”。[3]于此可见邵阳县干部受“极左”影响到底有多深。
二、1968年“黑杀队”事件始末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阶级斗争”风靡全国，家庭出身不好者或历史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成了“文革”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后，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全部瘫痪，无政府主义盛行，实行“三支两军”（即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各地的“支左办”成了当地的最高权力机关，军队支一派、压一派，“极左思潮”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程度。邵阳县一些基层干部与农民举着“阶级斗争”的大旗，顶着“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招牌，捕风捉影，乱砍滥杀，而上面又放任自流，终于酿成1968年7至9月的“抓黑杀队”惨祸，3个月内，死人逾千，“杀人如杀鸡”。[4]当地人闻之色变，但无人敢追究此事，直到1974年杨荫甫任邵阳县委书记之时调查此案才算有了可能。那时该地政治气氛极为压抑，杨荫甫两耳灌满了关于几年前抓“黑杀队”的可怕传闻，但无人能说清到底死了多少人，而且当地有人因“站队正确”、执行“极左”路线而升官得利，派系斗争严重，对这一惨案持“好得很”与“糟得很”两种对立看法。杨荫甫本人深受“极左”路线之害，思虑再三，决定开诚布公地全面调查。他在省、地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抽调干部百余人，组成地、县联合调查团，在1974年4月，用1个月的时间，分期分批对全县在“黑杀风”前后所发生的乱杀人事件，包括“刮红色政治台风”、“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在内，全面调查摸底。笔者为该调查团成员之一，并兼任秘书，负责记录并掌管全部调查材料。随着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所谓“黑杀风”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1．“黑杀风”祸起东安
在此先介绍湖南流行的“黑杀风”与“黑杀队”一词。这两个词由湖南道县贫下中农“造反”组织首创，指当时的“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及其子弟联合起来成立“黑杀队”，目的是要向干部和贫下中农们反攻倒算，报仇雪恨。其实查其源头，这都是当时的贫下中农“造反派”组织对“黑五类”及其子弟酷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结果。但当时人们在“阶级斗争”理论的灌输下鬼迷心窍，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远，信以为真。湖南道县1967年的“黑杀风”（即大规模屠杀“黑五类”及其家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流风经东安而到邵阳，次年，邵阳县便发生了同类惨案。
1968年正是“文革”鼎盛期，阶级斗争如火如荼。7月8日，毗邻的东安县大水公社枇杷铺大队[5]被批斗关押的地主分子胡振楚外逃，该大队派李大德等人到邻近的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查找，并贴出大字报称：“东安县的‘黑杀队’要杀向邵阳县陈宝冲一带，弄子口有内应”，要求全体贫下中农团结一致向“黑杀队”专政，将“黑杀队”成员全部抓起来，斩尽杀绝。李大德等人同时还提供了陈振球、陈仕元等一批“黑杀队”成员名单。弄子口大队听闻此信息后，决定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XXX和文革主任蒋金祥等去东安县枇杷铺大队调查核实。根据枇杷铺大队“造反”组织提供的资讯，该大队吴超宝供认：家住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的舅父陈振球、陈仕元等15人是“黑杀队”。调查人当面询问吴超宝，吴却矢口否认。枇杷铺大队的“造反派”立即将吴超宝四脚朝天吊起来，在其脖子上挂水桶，肚子上压土砖，当压到第三块土砖时，吴受刑不过，又供认如初。但被放下后又矢口否认，如此反复多次。由这一逼供过程推断，吴超宝指认其舅父陈振球等15人是“黑杀队”成员，属于严刑逼供之下的屈打成招。但当时报纸上天天讲“阶级斗争极其复杂、严峻”，正值“极左”猖獗横行，对这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人们既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讨论之后，认为人命关天，应该由上级决定如何处理。弄子口大队的调查人员回去后立即将情况向上级汇报，但当时区、社领导“靠边站”，主政的武装部长不敢表态，于是将问题迅速反映到县“支左办”。县“支左办”领导人柴德林政委站在“极左”的立场上明白指示：“现在是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你们要站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新高度，好好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复领会‘红色风暴’的真正含义，分清什么是‘糟得很’，什么是‘好得很’，你们要争当‘好得很’派，而不要当‘糟得很’派，随时随地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千万不要向贫下中农泼冷水”。柴德林这番话几乎是明告请示者应该镇压“黑杀队”。
弄子口大队得信后，立即将陈振球、陈仕元等人全部抓起来关押到大队部。因担心他们逃跑，于是发明了一种刑具：先将一截大树从中锯开成两半，再在两块合缝处凿15个碗口粗的大洞，让被关押的人每人在洞内放进一只脚，然后将两块树木合拢，再在两端加锁，被关押者因此一动也不能动。这就是邵阳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在“文革”中创造的第一件刑具，命名曰“树刑”。紧接着效法东安县严刑吊打逼供之法，受刑者屈打成招，普遍乱咬乱供。7月11日，陈振球被毒打致死；12日，蒋坤妹被迫投塘自尽；16日，陈仕元、陈哲林、陈阶生等先后被毒打致死。他们是“黑杀风”中第一批死难者。
中和公社留旗大队地主子弟蒋铁军被家住东安县的未婚妻供认为“黑杀队”，该大队立即对蒋实行关押逼供，蒋在酷刑逼供之下被迫按施刑者的指问招供，“7月14日成立了‘黑杀队’，名称就叫做‘反共救国义勇军’，行动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团，贫下中农看情况；刀对刀，枪对枪，血洗万里如牛羊”。他还供出鹧鸪大队地主分子莫勇成等一百多个所谓“黑杀队”员。莫勇成遭受毒打后上吊自杀，其女儿莫细云又遭酷刑逼供，供出105个所谓的“黑杀队员”。正所谓“酷刑之下，何求不得”，受刑者为减轻皮肉之苦，普遍乱咬乱供，受牵连的人员迅速增多，抓“黑杀队”之风开始蔓延。
2．“8·4血案”引发全县屠杀――地主子弟邓保民的灭门之祸
1968年8月4日，邵阳县黄塘公社突发大血案，共死9人，事件肇由是地主子弟邓保民杀人。此事立即成了引爆全县屠杀“黑杀队”成员的“烈性炸药”。后经多次调查，此事件详情如下：
邓保民，男，1924年生，邵阳县黄塘公社蛇湾大队人，家庭成份地主，本人出身学生，解放初参加工作，在县粮食局从事储运工作。邓喜欢读书，特别好读文艺书籍，对邓拓写的《燕山夜话》爱不释手，闲谈时喜欢向人介绍书中的故事，如“一个鸡蛋的家当”等。由于邓讲故事时有色有声，文词并茂，很受当地人推崇，听他讲故事的人也越来越多。
1966年“文革”开始，其序幕即深揭狠批“三家村”。所谓“三家村”即原北京市市委副书记邓拓、副市长吴晗、宣传部长廖沫沙三人曾合作写了几本书，其中以《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最为有名，“文革”中也被批判得最厉害，说这些书中隐藏着很多“反动”内容，被作为深揭狠批的材料之一。中国自50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其特点是要“上挂下联”，各地领导为了表明自身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批“三家村”时，便大抓“小邓拓”、与“一切牛鬼蛇神”，凡家庭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政治污点的人，都在被抓之列。邓保民家庭出身地主，又宣扬过《燕山夜话》，自然难逃厄运，于是被打成“小邓拓”，被深揭狠批。当时的县粮食局领导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接受了“地主子弟当干部，贫下中农要受苦”的片面观点，将邓保民“开除出革命阵营”，遣送回老家黄塘公社蛇湾大队当农民。
邓保民回到老家后，非常清楚自己既是地主子弟，又是被开除干部这种双重身份的政治处境，小心翼翼，安分守己。其妻子唐桂姣对他的处境很理解。直到1968年“黑杀风”刮来之前，一家人乐天知命地生活在老家，从不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他的遭遇因是“黑杀风”的导火线，下面根据调查材料详述，以为历史存照：
1968年7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两个手持梭标、箩索的民兵来到邓家门前高声大叫：“邓保民，出来！”其时，邓保民刚吃过早饭，忽听得这声吼叫，一家人顿时都被吓懵了。邓走到门前，看来势不对，问来者，“找我有什么事？我天天在队里出工，没干什么坏事呀”。两位民兵拿出箩索一边捆绑邓保民，一边说，“干什么坏事？你自己知道，跟我们到大队部去说清楚”。在大队部的一间房子里，端坐着两个大队干部。邓保民一进屋，审讯就开始了。一个大队干部说：“邓保民，中和公社和平大队的莫采保供认你参加了‘黑杀队’，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参加‘黑杀队’，头头是谁？老老实实地交代清楚，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你愿意走哪条路？自己选择吧！”邓保民听后十分气愤地说：“讲我参加‘黑杀队’，这完全是陷害，我并不知道有什么‘黑杀队’。即便有‘黑杀队’，我也不会参加，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况且谁也没和我有仇有冤，我要黑杀谁呢？”大队干部说：你不会参加“黑杀队”？我看你就具备了参加“黑杀队”的思想基础。论成份，你出身地主；论表现，你一贯思想反动，仇视社会主义，是政府把你开除回来的。你想隐瞒是不行的。邓保民解释说：“我虽然出身地主，但我并不是地主分子。解放时我还是个青年学生，刚解放我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受了党十多年的教育。去年被开除回来也并不是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而是看错了书，说错了话，回来后大家都看到，我没有半点怨言，听从队上安排，天天出工，从未愉懒，我再愚蠢，也不会去参加反动组织”。审讯者说：“那么，莫采保在中和公社，离我们黄塘公社这么远，他为什么偏偏说你参加？”邓保民说：“我根本不认识莫采保，这完全是对我的陷害，请你们明察。”审讯者说：“人证俱在，还要明查，分明是你抗拒交代。”审讯者旋即想起了捆绑吊打的办法，说道：“看来，不给点厉害你是不会招认的。来人，用鞭子给我抽！”站立两旁的民兵立即用棕箩索织成的粗鞭子，使劲往邓保民被五花大绑的身体上毒打猛抽。当时正是7月底，气候炎热，邓保民只穿了一件白衬衣，抽一下，衣服上就是一道血印子。邓保民大喊冤枉。民兵们说他顽固，打耳光，揪耳朵，邓仍然不肯屈招。于是民兵们将邓双手反绑，吊在屋梁上，见邓仍旧不招，于是有人就抱住邓的身子往下猛拽。邓实在受不了这等毒招，只好违心地大喊，“我…交待，我…交待…”。民兵将邓从屋梁上放下后，邓保民有气无力地说：“我…参…加…了…‘黑…杀…队’……”。审讯者又问：“还有哪些人参加？”邓保民只是摇头，回答说：“不晓得还有哪个参加。”他当时想的大概是：我已经被人乱咬，命在旦夕，决不能再害别人。有人立即大喊：“邓保民耍赖皮，不老实，再吊”。邓保民又一次被悬空吊起来，紧追硬逼。他忍住疼痛，咬紧牙关，嘴唇咬出血来，什么也不说。如此折腾了大半天，他硬是不开口攀咬，民兵只好将他从梁枋上放下来，手镣脚铐加诸其身，将邓关在大队部。第一次批斗就此结束。
1968年8月4日，蛇湾大队决定再次批斗邓保民，派民兵去提押邓。这个民兵手拿一把明晃晃、亮铮铮的大马刀来到监押房，然后把马刀斜靠在墙壁上，去开邓保民身上镣铐的锁。邓保民料定：此次批斗，肯定有去无回；不能不讲良心乱讲一气，害了别人；但如交代不出，不是被打死，就会被丢到蛇湾水厍里去喂鱼。想到此处，邓觉得不如破罐子破摔，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反正死也要找个垫背的。他看准了民兵斜靠在墙壁上的那把马刀，等民兵把脚镣手铐打开的一刹那，立即跨前一步，夺过马刀，向民兵背上猛砍。那位民兵急忙躲闪，刀砍落空。邓保民杀人心虚，夺路而逃，跑到村外的水井边，碰上该队贫协主席邓成茂4岁的小儿子邓四清立在田圹上看别人在田里抓泥鳅，邓保民横下一条心，手起刀落，把邓四清的脖子砍去半边。邓四清血如泉涌，当即死亡。人们见状急喊：“邓保民杀人了！”“地主子弟造反了！”“黑杀队杀来了！” ……一时喊声四起，惊天动地，乱成一团。人们马上手提大刀、梭标、鸟铳、扁担、锄头，从四面八方涌来，邓保民走投无路，跳到一条小溪涧里，但溪水太浅，淹不死人。邓保民站立溪中，被团团围住。人越来越多，喊打喊杀，没多久，邓保民就被乱刀砍杀于溪内。
人们余怒未尽，高声大喊：大家不要散伙，还要到邓保民家里去算帐。大家立即成群结队、气愤愤的向邓保民家里走去。邓保民的家离大队部较远。那天早晨，他的二女儿邓爱华和往日一样去大队部给爸爸送饭，在回家的路上听说今天要开会斗她爸爸，便急忙跑回家告诉妈妈唐桂姣。唐心情紧张，一边叫邓爱华继续到会场听消息、看动静；一边揣测着斗争大会的结果，忐忑不安地带着另外三个子女在家里静候消息。不久，邓爱华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回来，泣不成声地告诉妈妈：“不好了……，爸爸…杀…杀…人了！”唐桂姣大吃一惊：“不可能，他怎么会杀人？你是从哪里听来的？听清了没有？”邓爱华说：“是真的，他用马刀把贫协主席的儿子砍死了。好多人都拿起扁担、梭标去追赶，只要追上，爸爸就活不成了。妈妈，我们怎么办？怎么办？赶快逃走吧！”唐桂姣由惊诧转为平静，说道：“你爸爸闯大祸了，杀人是要偿命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怕你爸爸的一条命还抵偿不了，我们全家都有危险。逃走，逃到哪里去？如何逃得脱，到处都在抓‘黑杀队’，到处都有岗哨，走了抓回来处理更严重。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老老实实的坐在家里，等他们来了，我们母子全家一齐拜跪在地，认罪、求情，看能否赦免。”
唐桂姣刚做好安排，追杀人马就来了。有人高叫：邓保民的臭老婆滚出来！唐桂姣闻声，立即手牵着两儿两女走到屋前的禾场坪，战战惊惊地一字排开，勾头跪地。唐桂姣刚准备抬头、认罪、求饶，几只梭标便凶狠地向她的胸膛猛刺，话未出声，鲜血四溅，她立即倒卧在血泊之中。可怜的、逆来顺受、与世无争的苦命女人，就这样告别了人间，与丈夫一起走上了黄泉路，时年45岁。面对如此凶残的杀人局面，孩子们被吓懵了。邓爱华毕竟年长几岁，她硬着头皮，流着热泪匍伏在地，沉痛地对大家说：“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们，兄、弟、姐妹们，我爸爸杀了人，犯了死罪，他死有余辜，杀人偿命，现在我妈妈也死了，如果两条命赔偿还不够的话，我愿意把我也赔进去，弟弟、妹妹年龄还小，不懂事，请饶了他们吧，我给你们磕头啦！”看到那杀人流血的可怖场面，又听了小姑娘悲戚的苦苦哀求，有人同情了，有人流泪了，有人后退了。这时却有人大喊：“杀了我们贫下中农子弟，10个地主崽子也赔不起，对阶级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那人说罢，盯准匍匐在地的邓爱华的颈项，举起马刀就砍，可怜少女那长满秀发的头颅只连着一点点皮肉未脱落下来，殷红的血柱从断了的颈项中喷出好远好远。这时，邓家剩下的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像木偶一样跪拜在地，脸色惨白，涕泗横流，全身抖动的象筛糠一样。要不要崭草除根？要不要全家诛灭？那些杀红了眼的民兵们，深感地主子弟留不得，留下来定会后患无穷。他们立即向三个手无寸铁的小孩子动手，有的用马刀砍，有的用梭标捅，有的用扁担打，有的用石头砸。旁观人群有的啧啧叹息，有的怒骂，一时间人声杂乱，飞血如雨，不一会，3个孩子全躺在血泊之中，禾场坪中只剩下5具还在抽搐的尸体和满地流淌的鲜血。有人当场清点“战果”：邓保民的“臭老婆”唐桂姣（45岁），二女儿邓爱华（18岁），大儿子邓超雄（17岁），小女儿邓立华（9岁），小儿子邓少雄（7岁）……
“没有漏网的就好，只有一个最大的女儿远嫁东安去了，算了。大家可以放心了。”“这些尸体怎么办？”邓保民的邻居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一家人都死光了，谁来给他们收尸？”有人说：到邓保民的自留地里挖个大坑埋了算了。又有人说：他一家死有余辜，谁愿意去给他挖坑、埋坟？邻居说：不埋也不行，俗谓“春三、夏一、秋半天”，过两天，这一片就会臭晕，谁还敢进这个村？况且，尸首摆在地上也吓人！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那边山上有个岩洞，从未有人下去过，不如把那些尸体丢到岩洞里，既不要挖坑，也不会吓人，更不会散臭。大家都认为这是个聪明的好办法，于是众人一齐动手，抬的抬，拖的拖，杀人现场只留下一滩滩血迹。
蛇湾大队杀了邓保民一家之后，又抓了一些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要杀。黄塘公社领导获悉后，一面派人下队劝止，一面将杀人情况上报，要求上级采取紧急措施。在公社干部的劝阻下，该队又追杀一人，迫使一人自杀，共死9人。当时称为“八·四事件”，又叫“八·四血案”。此事成为邵阳县全县抓“黑杀队”的导火线。[6]
注释：
[1] 《邵阳县志》第55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年6月出版。
[2] 粟红叶，“1951年春老邵阳县第七区抓‘黑杀队’事件”，作者手稿。
[3]《邵阳县志》第129页，出处同注1。
[4] 1974年4月邵阳地区、邵阳县联合调查团，《调查材料记实》。本文所引资料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调查材料记实》。
[5] 1981年5月．因县属金江水厍占地矛盾长期难以解决，该队已由东安县划归邵阳县管辖，成为金江水厍管理区之一。
[6] 张介山，“八·四血案”。作者手稿。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