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中国的文革不知造就多少悲剧（网络图片）
裴多菲有句真话：“生命诚可贵。”46年前席卷中国的文革，生生把这句话改成了“生命诚不贵”，许多人无奈中取消了自己的生存权。我那时16岁，第一时间近距离见证过那种阴阳相隔的惨象。
50年前临近广州二沙岛的珠江边，曾经有一座幽静的院子，院里别致的四栋小楼，住着十几户广东文艺界人家。比较著名的有前北京《文艺报》主编肖殷、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李门、《金沙洲》作者于逢、剧作家曾炜，还有粤剧的名伶大佬卢启光、陈小茶、林小群。我父亲韦丘算是诗人，有时客串写写粤讴，也住在院里。
这几栋小楼，倒是留存着几许历史的沧桑。为解决三年经济困难时文化人“居无屋，食无肉”的问题，执政党特意辟出城边幽静处，建起了这个院子，体现主政中南五省的陶铸厚待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真心实意。虽说由市房管局统一管理，但只租予高级知识分子。人员几经进出，始终以文化人为主，倒有几分战时重庆沙坪坝的气象。
陶铸的好心无意造成了悲剧的集中发生。文革风暴一起，革命以文化为由头，文化人成了砧板上的肉，文化人聚居的地方就是火力轰击集中的地方，惹来的刀枪剑戟便比其他地方密集许多，多少人间惨剧，顷刻发生在这广州一隅。
后20年，有其中文化人的后裔、女作家给这个院子写过一系列小说，题名《幽灵堡记事》，陆续发表于《作品》杂志。我们作为当事人的同伴、同学，总觉得那位女作家将历史过于传奇化、脸谱化了，失了本来面目。现在大家都退休了，没了名缰利锁，却有了还原历史的自觉，便有心思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文化革命狂飙突降，牛鬼蛇神满院瞬时。院子里阴阳头、大高帽触眼皆是。不说粤剧名武生卢启光在文革前夕被投入监狱，不说舅舅李门写作《海瑞回朝》成为比肩吴晗《海瑞罢官》的重案黑帮分子，也不说祖母被查出是“地主恶霸”的小老婆遣送回原籍……多少生离死别在院子里上演，只记一件对院子里十几个少年造成终生心理阴影的自杀事件。
四栋小楼居东北方一栋住的是以写作为生的文人。我们一家住二楼，面积颇大，连上保姆八口人住仍宽敞。文革一来，父亲韦丘成了走不掉的走资派，什么罪名记不清了，其中两条还记得，其一，飞横跋扈，高高在上，无视群众；其二，把我的祖母带进大城市，让地主专了城市无产者的政。就凭这些，大房子不让住了，要退出一半，厨房、卫生间要公用。空出的地方要让给别人住。就这样鬼使神差，引进了这幕悲剧的主角。
张漠青是新加坡华侨，建国前回来参加革命，一直勤奋写作，剧本《慧眼丹心》由珠影拍成电影，还出版了小说、剧本《渔岛风云》、《激流飞渡》。他原来是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干部，刚调省作协做专业作家，要找地方住，由作协掌权的造反派安排，一家三口住进了我家退出来的房子。张漠青为人善良和气，和我当走资派的父亲也还谈得来。空间小了，居家生活难免磕磕碰碰，但两家从没红过脸。我家老保姆见我们兄妹四人年纪渐大，张家小男孩幼小，经不住张家阿姨请求，就到了张家帮佣，但空下来仍给我们家打扫洗刷，张家阿姨从没意见。时间长了，张家小男孩也整天跟着我们屁股转。他们家在阳台搭了个鸽棚，几十只鸽子生动活泼，成了全楼孩子的玩物。
生活要是这样继续下去也没什么不好，外面惊涛骇浪，小楼里面尚可存身。可是文革的邪火越烧越旺，破四旧，大串联，大武斗，大联合，一波未平一波起。我这时在学校无书可读，到部队当兵被遣送回来，社会上风传大批劳改犯逃出监狱，进了广州城抢劫。院子里的小孩基本不敢外出，大人留在机关接受批判改造，台风眼倒出现片刻的寂静。
那天下午，百无聊赖中，见大弟头发长得像茅草，就拉他坐凳子上，披张报纸给他理发。听着老保姆买菜回来，听着她开大门、开张家门的钥匙声，“吱呀”门响之后，一声令人心寒的叫声传来：“有劳改犯进来了！”
我两三步冲过客厅，冲到张家半开门前，猛见张家两房间门框边一个高大的人影慢慢转过脸来，面孔雪白，嘴唇乌黑。我一个激愣，对准人影扬手要把手中唯一的武器——理发推子甩出，刚要出手又硬生生停下，那不是张叔叔吗！但不应那么高啊？
壮着胆走前两步，定睛一看，正是张漠青!用台灯的电源线把自己挂在两房间的门框上，脚下是一只倒下的小凳子。那时的门比现在讲究得多，除了做得高大，门上还有一扇气窗，门、窗间有木横担，粗大结实，用来挂电线很可靠方便。人看上去高，是因为踩着凳子上去的；人体会转动，可能是风的作用。
老保姆吓瘫在地哭出声来：“张同志，点解要吊颈啊（为什么上吊）！”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冲上去抱着张叔叔的腿往上顶，想让他缓过气来。但太重了，怎么顶也动不了分毫。跳上小凳要去解电线，结打得太死，老解不开，心里慌张，脚一晃，几乎摔下地来。紧急中，跑到厨房抓了把水果刀，跳起来挥出，割断电线。张叔叔轰然倒地。
门口过道狭窄，挤成一团，只能抱出来放床上抢救。老保姆腿都软了，帮不上忙。大弟才12岁，吓得不知跑哪儿去了。跑到楼下求救，正好舅舅李门在家写检讨，70多岁的外婆在捡菜叶。舅舅一生波折甚多，饱受运动摧残，正以待罪之身等待造反派处置。听我几句，马上感觉到其中蹊跷，不敢上去。我一想也是，造反派惯于无事生非，走资派在案发现场，岂不跳进黄河洗不清？
其他住户的孩子大多是女孩，帮不上忙，不得已窜上三楼，黑帮分子曾炜也不便下来，他的大儿子是二中高二学生，比我大两岁，经历过武斗，胆子也大，马上跟我跑到二楼。两个孩子才勉强把人抬到床上，以我们的抢救知识，又掐人中，又抹万金油，就是不敢口对口人工呼吸，也不懂按压心脏。折腾半天毫无动静，我掰开他的眼皮一看，瞳孔已经散开。事后回忆，从抱他大腿开始，已经是一片冰凉。我给大弟理发前，曾听到张家房中凳子碰地声，以此推算，到老保姆回家开门，也过了大半个小时，再高的医术也难以救过来。
那时电讯落后，全楼就一部电话放在我家，造反派没来得及拆走。电话通知作协的造反派，在他们没到前，我发现桌面留有遗书。管他看得看不得，匆匆一扫，内里多有难言之隐，牵涉甚大，不说也罢。随即造反派四五人凶巴巴赶到，先收了遗书，问我看了没有，我自然装傻。法医验过，没有警察，也就结案。
那位带队的女造反派跑到院子里一声断喝：“全部走资派都来抬人！”一群牛鬼蛇神，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紧皱眉头把尸体搬到院子里。这时张家阿姨才骑着自行车慌忙赶回，还没进院门，车子已经翻倒，张家阿姨哭晕过去。他俩的独生子还小不懂事，由几个大姐姐牵着离开了现场。
16岁的少年，就此见证人生之大不幸，见证死亡的恐惧，见证社会的不合理。同一院子的少年同伴，也同时目击这悲惨的一幕，同时留下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仇怨。
事后，张家阿姨多次追问我张叔叔遗书内容，造反派根本不敢把遗书还她。而我也因为这次过强的刺激，也许是在风雨如晦的年代自生的保护反应吧，很快忘掉遗书内容，只余一声叹息。
舅舅后来说，“张漠青有什么事啊？他也要死，那我们死一百次都不够！”
可算天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