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近来因无法偿还高额利息民间贷款的企业倒闭老板“跑路”事件频频上演，据里昂证券一份报告称，单是温州的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已高达1兆元，专家警告严防“中国式次贷危机”的发生。
2011年9月10日凌晨，杭州一个小区停车场入口，高利贷业者何金（化名）一行四人冒雨“踩点”。
“现在是最乱的时候。”昏暗路灯下，身着正装的何金踩灭菸头，对记者喟叹。
何金30岁出头，入行3年，运作一只数千万元的“信贷基金”。两天前，基金的一名客户——杭州一家服装企业老板关机“跑路”（即潜逃）了。之前他向基金借了370万元高利贷，作为银行到期还贷的过桥资金，而4天后此人从银行续贷出500万元便人间蒸发，名下资产早以离婚等安排悄然转移。
报案后公安局刑侦和经侦部门均不接案，答曰：“这种情况属于欺骗，不是诈骗。”按现行法律，该笔贷款利息率超过法定基准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56%）的4倍，合约不受法律保护。
高利贷业者跨省追人
何金面临基金数十名股东的问责，正处在“水深火热、焦头烂额”的景况。
采访当晚，“线人”报说该客户“前妻”将出现在这家小区，何金等人赶来彻夜守候，但无功而返。
第二天，何金又据线报远赴江苏找人。中秋节三天长假他都在“跨省追捕”中，还是无功而返。
如果这370万元最后追不回来，何金大约要向股东们赔付20万元，“小半年白干了”。
但变故却丝毫没影响何金的职业热情。“干了这行之后不会想干别的。”他坦言，因为“来钱太快、太容易了”。
入行的第一单放贷600万元，两个月他挣了7万2000元（月息6%，他提成10%）。他还亲眼见到有人3年前拎着5万元入行，如今身家2000万元；另一方面，干这行有个最大好处——“不求人”，“无论多大身家的老板，见了我们都是低声下气的。”他说，“这个行业的人都由内而外地自信和强势。”
杭州2000家放高利贷
在畸高利润的诱惑下，眼下杭州城从事高利贷业务的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地下钱庄等，据何金估计不下2000家。
即使是投资何金基金的投资者，也都集体作出了更冒险的选择——他所在的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两类选择，一类风险相对低收益相对低，另一类风险更高收益更高，但他说，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选择了后者。
在他看来，放高利贷和赌博是一回事，赌的是借款人的信用。“什么都靠不住，最可靠的是感觉，看面相，印堂发黑的人千万不能借。”何金总结他的经验，“干我们这行，《易经》、风水啥的也要懂点”；其次，忌贪，“借高利贷就像吸毒，借了一次就有第二、第三次，直到被毒死。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吸毒过量之前切断毒源”。
“火眼金睛”的何金把自己的这次走眼，归咎于“世道疯狂”，杭州城高利贷庄家中跑路的，他认识的已有三位，都是因为借款人跑路而随之跑路的，而借款人跑路的更是“多了去”。
放眼全国，今年以来因民间高利贷而起的跑路、暴力追债、自杀等恶性事件在浙江、陕西、郑州、江苏、福建、内蒙古包头、鄂尔多斯等地都不绝于耳。
●1985年回顾温州曾大崩盘63人自杀
在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最发达的“借贷之城”浙江温州，资金链条已异常紧绷。
节后的温州，“老高”（放高利贷的人）跑路、“走佬”都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中秋夜，至少有3家温州企业老板因无力偿债而做了“走佬”：洞头县奥米流体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高管集体失踪；“泵阀之乡”永嘉县的阿斯泰泵阀公司老板跑路和浙江祥源钢业、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踪（现已归案）。坊间传言，董事长吴保忠所欠债务包括2亿元银行贷款、8000万元民间借贷和5000万元承兑汇票。
跑路潮波涛汹涌
在此之前，据记者不完全统计，4月以来温州已见诸报端的涉嫌高利贷的“老高”跑路事件已不下10家：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逃往国外，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锦潮电器老板戴列竣、耐当劳鞋材公司老板戴志雄、落之神鞋业老板吴伟华、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等均出走，百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携款潜逃被警方追捕归案。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在跑路“重灾区”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
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这些人不会逃的。”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何延法说，有的债权人有黑社会后台，债务人一跑人身安全就失去了保障，而温州人乡土观念重、好面子，跑路等于自毁后半生的信用，“一般欠个几千万都不会跑”。
但数量级已经改变。数据显示，截至9月8日，“郑珠菊案”自发登记的债主名单已经上升至7页，涉及85人共计8948万元，郑珠菊共欠债权人的现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高达2亿8000万元。
而江南皮革一案，记者获得的一份由中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江南皮革破产清算专项审计报告》显示，截至4月6日，江南皮革公司负债约2亿6000万元，其留下的资产总计约为1亿7000万元，严重资不抵债。
王晓东案涉15亿元
最典型的便是8月案发的涉及15亿元的原瓯海区国土资源分局公务员王晓东案，当时王遭到债权人“挤兑”，以“自首”形式向警方寻求庇护，被控于温州龟湖饭店。
还有更多的高利贷业者行踪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债主们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就这样硬挺著，还公开放话：把我逼死了，一分钱也拿不到。”温州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天龙集团总裁陈奎洪说。
“这场地震让我想起1985年的温州‘抬会’崩盘。”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主任颜贻潘说，近几个月来，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待上门咨询或委托高利贷合同纠纷事宜的客户，“超过2亿元的不少于10个人”。
他所指的当年温州乐清抬会“炸会”（即崩盘），会款发生额达8亿元，参与人数达30万之多，致63人自杀，200余人潜逃，近千人被追债者非法关押、拷打，数万家庭倾家荡产。类似的事件还包括1999年温州平阳水头发生的“会案”，2004年苍南爆发的“矾山连环会案”。
●以炒闻名温州人炒房→炒矿→炒钱
据业内人士表示，江浙民间借贷的平均月息已经超过1毛（年化利息率120%），最高的达到月息100%。
民间借贷达1100亿元
“什么生意能赶上放贷？卖白粉也没这么高的利润。”温州担保协会一位负责人说。
相形之下，温州企业做实业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已经被挤压至约3%—10%，而其他投资渠道也并无出路——在限购令、限贷令的双重打击之下，温州商品房交易上半年同比下降近九成，土地流标率74%。周德文估计，至少有220亿热钱撤离温州楼市转战民间信贷市场。在温州当地报纸上，随处可见“吐血抛售”房产的广告，其中相当部分卖家是为了变现投入到民间借贷中。
资金的流向随之发生改变。温州市委党校教授朱康对说，“温州人以前炒房，后来炒矿、炒煤，现在则是‘炒钱’。”
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
随着年底春节还贷高峰期的临近，跑路潮会愈演愈烈，如果不处理好，温州经济会有地震。
春节恐爆“大地震”
此外，在温州民间遍地开花的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和投资服务公司等，实际上从事的也都是借贷业务。温州担保协会负责人估计，温州大概有寄售行400多家，担保公司近1000家。
一位担保业内人士说：“一旦恐慌袭来，债权人一挤兑，引发连锁反应，金字塔就会坍塌。”如果不处理好，温州经济会有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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