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菜切出反革命
今天和一群离休的老伯伯一起参观淞沪抗战纪念馆，他们大多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七八十岁的年纪，有的胸前还挂着奖章。参观后是座谈会，座谈之后闲聊，一个老伯伯不经意间说道：“我是什么都经历过的，打仗，挨饿，差点当烈士，走资派，现行反革命……”旁边一位老者随口问道：“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是怎么戴上的？”那老伯悠然一笑，道出原委。
在奉贤五七干校期间，老伯伯与其他两人被派到厨房里帮厨。一天，老伯伯正在案板上切菜，造反派在外面唱歌。听到歌声，老伯伯不禁随口跟着唱起来，组成歌曲与切菜的洪亮交响。
一曲未了，突然冲进四个造反派，直斥道：“XXX，你这个现行反革命，竟敢对毛主席怀有深仇大恨！”不由分说，将他揪出去批斗殴打。怎么回事呢？造反派说，他唱最后几个连续的“万寿无疆”时，每个“万寿无疆”后面都跟着一菜刀，这是在发泄对伟大领袖的刻骨仇恨。
造反派通知警备区，说是抓住了一个现行反革命，让他们带走。警备区带走了老伯伯，通知老伯伯的妻子时，只说XXX是现行反革命，现已拘捕。至于原因，一字未提。
警备区立即派人来调查，证人们都说这老兄生来喜欢唱歌，想来不过是随口乱唱，早年也是出生入死，不会有什么深仇大恨。关了三个月，证据不足，被放出来。
刘处长的发现
刘处长文革前是市直机关负责政工的干部，老实、厚道甚至有些木纳。处在那样的年代，又负责这样的工作，虽然是个老实人，如果不按阶级斗争的节拍去整人，自己也要被人整。在长期的运动磨练下，刘处长原本敦厚的个性开始变得有棱角，政治嗅觉也一天天变得灵敏。终于有一天，刘处长下乡做“五七战士”时，挖出一个真正的历史反革命。
刘处长下乡的那个村子，非常贫穷，多年一直靠政府的返销粮解决吃饭问题。那村有点像世外桃源，外面轰轰烈烈地闹文革，它那里却看不到标语口号，更不见批斗会。公社、大队称它是“小台湾”，那时台湾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该村不到30户人家，有两大姓，林姓和高姓。刘处长一到该村就嗅出了问题：30户人家竟然没有一户地主、富农，中农也只有一户，而且是外来的独姓（高）。高姓早先靠织土布袜子挣点儿小钱，勉强划为中农。至于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村里更是一个没有。按照阶级斗争理论，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都有阶级斗争，刘处长暗中告诫自己：当心，这里很可能有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
一天，在田间地头休息时，刘处长与一位林姓青年村民闲聊，问道：“你们姓林的，你这一辈应该是玉字辈，你们家兄弟几个怎么都是兴辈？”这位青年村民支支吾吾说是他父亲定的，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抛开既定的辈分字不用，另用其他字，在一个依靠辈分标识身份地位的家族社会里，是非常罕见的，刘处长想，其中必有重大问题。从这一天起，刘处长就开始琢磨这个问题，并向其他村民询问，但村民的回答是超级一致，都是“不知道”。这越发激起刘处长要弄个水落石出的好奇心。最后，刘处长做出一个决定：直接到高家查访。
刘处长是在一天晚饭后去的，这个时间全家人都在，这样就可以多了解一些信息。他了解到，高家老两口有六个儿子，老大、老二在队里干活，其他三个在读书，小六还很小，别的也没了解到什么。刘处长回家与老伴说起此事，老伴说他神经过敏：“你是干政工干出了毛病，看谁都可疑，都有问题。”
一天，又到村民领返销粮的日子，刘处长帮着念花名册。待念到这一家时，刘处长仔细看这家人所有人的名字，觉得有点儿蹊跷。过后，刘处长又把这家人的名字按花名册上的顺序自上而下写了一遍，猛然发现，这家六个儿子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分别是中、华、民、国、东、州。谜团一下子打开，原来六兄弟的父亲是要“兴”中华民国东州。当地人早年称日本为东州。显而易见，这六个儿子的父亲一定有历史问题。刘处长连夜赶到公社，向领导报告他的重大发现。
第二天，调查开始。原来，此人在日伪统治期间当过某县监狱的监狱长，日本战败后又成为某县的警察局副局长，但是不知为何，解放后此人仅被关几个月就被遣送回乡。现在这一发现充分说明“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于是立即将其打成历史反革命，挂上牌子，用拖拉机拉着到全公社各大队游斗。他的已上初中的老四、老五两个儿子也被从学校赶回了家。
补白：甘肃静宁县农牧站的女技术员毛应星，一九五七年在兰州农业学校被定为右派，在夹边沟劳动教养几年后回到兰州。当局认为她不配再当教师，便将她送到静宁县。文革中，毛应星议论说，现在有一些小人将毛主席包围了，于是被判处五年徒刑。一九七○年四月三日，甘肃省革委会讨论她的案件时，由于她的哥哥在美国，省委负责人说：“杀！很坏，家庭是反动的。”九天之后，毛应星倒在城外的一块麦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