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敢于公开忏悔的民族是高尚的。无论她在历史上干过多少骇人听闻的恶行，只要良知未泯，真心悔过，这个民族就是一个让人心存敬畏的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德意志民族和俄罗斯民族，不敢有丝毫的小觑。所以，当科尔和叶利钦两个铁骨铮铮的男人分别在世人瞩目下公开忏悔的刹那，我在对这两个民族心生敬意的同时，更震惊于他们凤凰涅槃之后的重生和崛起。知耻近乎勇，一个勇于痛改前非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忏悔是一种力量，是一种感动，它比受审、赔偿更能化解冤仇，也更易让受害方弥合心灵的创伤。这个比喻仍然没有表达出我的全部，于是我想：忏悔更像早春的太阳，是漫漫长冬之后的一阳复始，温暖而不炽烈，但它的能量足以使寒冬退却，冰消雪化。如果我的读者仍然不能从我拙劣的比喻中找到忏悔给人的震撼，那么请允许我转引一段视频没有普及前的一段文字记录，1995年科尔的下跪是视频传送，但比科尔更早的被誉为“欧洲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的一次忏悔，更加激动人心，这就是维利•勃兰特的“令每一个局外人都会流泪的”一跪。
1970年12月7日，大雪过后东欧最寒冷的一天。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在向犹太人死难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后，他伫立凝视一幅幅受难者浮雕，突然双膝跪在死难烈士纪念碑前湿漉漉的大理石板上，发声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勃兰特以此举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在细雨蒙蒙中，这一超出礼仪的惊人之举感动了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在场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和记者也无不为之动容。勃兰特的这一跪，胜过千言万语。一个记者问当地的犹太人:你们恨德国人吗？他们说不恨，因为“德国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民族。”安妮•费兰克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当年她仅是个17岁的女孩，惨遭德寇强暴后被剃了光头，换上黑白条的“号衣”，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她目睹了法西斯匪徒摧残人类文明的暴行———打活人靶、枪杀、电刑、绞刑、剥人皮、炼人油、毒气等等。安妮因年轻无病留在集中营里服劳役才幸免罹难。1944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这座欧洲最大的人间地狱时，安妮•费兰克安妮亲眼看到从仓库里搜出的400多公斤人发、900多公斤人皮、1200多公斤人油。嗣后，安妮辗转来到华沙，并结婚生子。当她得知勃兰特总理来华沙赎罪的消息时，百感交集，热泪盈眶，特派小女儿莎莎为勃兰特献上象征和平的法国黄玫瑰。勃兰特接过鲜花，含泪亲吻了小姑娘的面颊，连声道谢致歉，并祝福安妮夫人健康长寿。这时，纪念碑前广场欢声雷动，人们高呼：“历史悲剧不能重演！”
就在勃兰特跪倒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面对600万犹太人的亡灵，“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下跪了”的时候，联邦德国总统赫利同时向全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消息传来，世界世界为之动容。1971年12月20日，勃兰特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德国人是一个理性和善于反思的民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就开始了长达60年的反省忏悔，他们在经历了很短的感情反复之后，就对本民族应该承担的责任有了比较客观和清醒的认识。联邦德国的历任总统和总理奥多尔·豪斯、阿登纳、赫尔佐克、约翰内斯、科尔、谢尔等人都在不同的场合和时机代表德国人民进行了反思、道歉和忏悔，先后有两任总理下跪道歉，两任总统真情跪倒。早在1949年12月7日，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在一次集会上谈到纳粹对犹太人的罪行时说：“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直到2005年5月，德国总理施罗德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俄罗斯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６０周年庆典时还在撰文忏悔：“我们对通过德国人之手和以德国人之名给俄罗斯及其他各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请求宽恕。希望世界绝对不要再有战争，绝对不要再有暴力。”
除了语言道歉和精神忏悔以外，德国政府将多处纳粹集中营遗址辟为纪念馆，供国民参观，让子孙后代牢记奥斯维辛集中营无辜牺牲者们曾经有过的不幸遭遇。他们还在教科书中增加揭露法西斯罪行的内容，以起到警钟长鸣的教育作用。为了让后人永远牢记这段遗臭万年的历史，西德前总统魏茨泽克在1985年5月8日将德国投降“战败日”定名为“解放日”。他说：“今天我们大家应当说，5月8日是解放的日子，它把我们大家从国家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1998年11月，赫尔佐克在纪念犹太人惨遭纳粹屠杀和迫害的大会上指出：“60年前，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德国历史上最恶劣、最无耻的事件，国家本身成了有组织犯罪的凶手。”现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曾经亲自去波兰，为刻有下跪谢罪情景的勃兰特纪念碑揭幕。德国还在首都柏林著名的勃兰登堡门附近建立由2700根方柱组成的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纪念碑，这使得希特勒后裔也因为强烈耻辱感而决定永不结婚生育，让那个罪恶家族断子绝孙。
勇敢而严肃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让暴政永远断根绝种，并将始终致力于建设没有偏见的宽容与开放的社会。这就是德国人民的忏悔给世界人民的启迪。
正义可能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以一个民族的名誉在国际社会公开忏悔，德国用了25年，如果从第一位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在在1949年12月7日的内部忏悔算起，仅仅是4年。
而叶利钦的忏悔却姗姗来迟，距离血腥的暴力革命已经过去了85年。1998年7月17日，叶利钦第一次公开承认共产革命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血腥的世纪，俄国失去和谐的世纪。伴随这个终结的是不分种族、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忏悔，这是我们的历史机会。”叶利钦从真相、暴力和制度的高度发出警告：“为前人的过失赎罪，为无耻的犯罪忏悔，也为我们所有的人忏悔。因为不能为这样的犯罪辩护，再不能为政治目的和愚蠢的暴行开脱，我们再不能自我欺骗。”
叶利钦所说的“愚蠢的暴行”，曾经被当局隐藏了80年之久。当人们层层揭开血淋淋的历史时，发现了比纳粹更骇人的残暴屠杀。一架杀人机器被列宁轻轻转动以后，几乎打破科学定律，变成了永动机，“一个血腥的世纪”就此开始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受害者就达数十万之多，其中尤以尼古拉二世灭门惨案凸显出一个政权的冷酷和血腥。始作俑者正是曾被尼古拉流放过三年的列宁。而那三年的流放生活，即使我们用现代文明标准衡量，也没有僭越人道的标准。列宁的妻子回忆录中记载她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西伯利亚去探望丈夫时，发现列宁过著颇为舒适的生活，沙皇政府付给他每月8卢布，每个星期给他宰一只羊，列宁吃腻了，还用多余的骨头养了一条狗，他租一所房子与妻子住到一起，雇一个女佣，而且还可以打猎。他也可以和世界各地通信，撰写革命文章，甚至在俄国出版他的著作。所以他的妻子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天哪！你怎麽长胖啦！”除此之外，没有证据表明沙皇对列宁有特别的虐待。所以，尼古拉临死时都不相信会处死他，惊问“什么？什么？”。
胡果·达文波特在《震惊世界的日子》一书中对沙皇一家的抄斩有详尽的描述。
1918年7月17日凌晨，叶卡捷琳堡秘密警察头目按布尔什维克中央指示，带领十几名抢手把沙皇一家骗到地下室集合。女孩子们赶紧把宝石等首饰塞进内衣裤中——自到叶卡捷琳堡后，许多东西都被人偷走了。与沙皇一家一起的还有他们的家庭医生尤金·波特金，宫女玛利亚·德米多娃，还有一个男仆与厨子。
到了地下室，荷枪实弹的士兵们走了进来。负责行刑的首领卢洛夫斯基向他们宣读：“请注意！现在宣布乌拉尔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决定。鉴于你们的亲属在继续向苏维埃政权发动进攻，乌拉尔执行委员会决定枪决你们。”
尼古拉不相信地往前走了一步，接近口吃地问“什么？什么？”——子弹射到他的脸上，他最先被杀死。子弹首先打中了尼古拉二世，他的妻儿也随后中弹。其余被关押的皇室成员，如公爵、公爵夫人、塞尔维亚女王等，也在沙皇被处死前后，遭遇了相同的命运。
满门抄斩，毁尸灭容。遇害者有沙皇夫妇、四位女儿，一位儿子、一名御医、三名待从。被杀死的四位公主分别是：22岁的长女奥莉佳，20岁的塔吉雅娜，玛丽亚19岁，阿娜斯塔茜雅17岁，最小的王子阿列西斯才14岁。据参与者曾任驻波兰大使的沃依柯夫等人回忆说：枪决后进行了毁尸，历时三天，尸体被毁容，用斧和锯肢解、洒上硫酸、扔到了废矿井里。
当局为掩盖罪恶，后来把关押处决沙皇的房子彻底摧毁，连纪念女皇的叶卡捷琳堡也改名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在已经重新改回原名)。但后来的几十年里，不断有人秘密地寻找沙皇一家的遗骨。终于在1978年在发现灭尸现场，继而又在矿井中发现沙皇与亲属的遗骨，上面有斧剁锯拉过的痕迹。
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执政党杀戒大开，暴行愈演愈烈。为了遮人耳目，1922年，布尔什维克把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等一百余名俄罗斯著名知识分子装上轮船驱逐出境，社会良知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所谓净化社会环境，列宁还下令枪毙了200多名妓女。
斯大林执掌政权以后，杀人如麻，如入无人之境，法西斯暴政达到巅峰。据王康先生的研究资料证明，从1928年开始，以“人民”、“革命”、“历史真理”、“祖国安全”、“人类理想”的名义，一场整整持续了十年的政治镇压血腥登场了。
一亿二千万农民被卷入到“集体化”的历史浩劫之中，至少有一千万农民和三百万儿童直接死于灾荒和饥饿。
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一个数字，从1930年到1953年期间，苏联有三百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死于非命。到1991年，苏联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宣布了一个数字，从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主掌大权的25年期间，苏联有450万人死于非命。历史的记录更为骇人，在斯大林大权独揽大权的25年中，死于非命的俄国人总数，下限是2,200万，上限是6,600万。从1937年到1938年，即布哈林被捕入狱到审判处决的几百个日日夜夜中，仅在莫斯科一地，一天就有上千人被枪毙。莫斯科火葬场的焚尸炉烈焰滚滚，不分昼夜地火化掉源源不断的血肉模糊的尸体。布哈林等高级官员大部被处死。
这些史无前例的暴行，一直被关在黑匣子里，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才由给布哈林平反开始，陆续暴露于世人。而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是主张“必须说出真相”的叶利钦。
1998年7月17日，叶利钦于圣彼得堡举行的沙皇葬礼上为暴力革命给前苏联人民带来的世纪伤痛公开忏悔。忏悔书很短，但字字千钧，对人类反思暴政极具借鉴意义，故一并引述：
亲爱的公民们：
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杀害俄罗斯帝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家族的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对这个极端残酷的犯罪，我们长期以来保持沉默，现在必须说出真相。
叶卡捷林堡的屠杀，已成为我们历史上耻辱的一页。现在我们以安葬牺牲者的方式，为前人的过失赎罪，为无耻的犯罪忏悔，也为我们所有的人忏悔。因为不能为这样的犯罪辩护，再不能为政治目的与愚蠢的暴行开脱，我们再不能自我欺骗。处决罗曼诺夫皇族的事件，造成了俄国社会的分裂，后果留给今天。安葬叶卡捷林堡牺牲者的遗骸，是人类正义的审判，是民族团结的象征，也是为很多人共同参与暴行的赎罪，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民族的历史承担责任，这是我作为总统和个人今天必须在这里的原因。我在被残酷杀害的牺牲者的灵前鞠躬致敬。
建设新的俄国，我们必须依靠她的历史传统，俄国历史的许多辉煌篇章，与罗曼诺夫王朝密切相关，但是和尼古拉二世名字相联系的，也有惨痛的教训－－企图仅仅依靠暴力和毁灭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必须终结这个世纪，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血腥的世纪，俄国失去和谐的世纪。伴随这个终结的是不分种族、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忏悔，这是我们的历史机会。在这二十一世纪的前夜，必须为我们的后代著想。让我们悼念死于暴行和仇恨的无辜牺牲者，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比较叶利钦的和勃兰特的忏悔，相同点是，他们都是为国家的暴行忏悔。不同的是，一个是前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一个是来自前纳粹德国的总理。布尔什维克的暴行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学说，希特勒的暴行来自法西斯主义的纳粹理论。我们惊奇的发现，这两种主义最后居然殊途同归，最终走向暴力，走向反普世价值，走向反人类，走向灭亡。
忏悔，是为了远离暴政，祈愿国家永远成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的载体。
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为民族的历史和苦难承担责任。我们，为什么不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