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摘要：毛泽东向到访的日本政要表示“感谢日本皇军”，许多中国人感到难以置信，难以理解，其实毛泽东是真情实感，言之非虚。毛并非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而是站 在他共产党一党之私的立场上“感谢日本皇军”。毛泽东说的没错，若没有日本皇军的挽救，中共恐怕早已成为历史名词，正如没有俄国人的干涉和渗透，中国或许 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共产党。
中共：资质平庸、默默无闻、小得可怜的激进组织
90年前，一个只有56名党员、13名代表、3名中央委员的激进小党——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参与“建党伟业”的那些创党成员百分之百不是“无产阶级”，而以收入不高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青少年学生、中青年教师、报刊编辑——为主。他们大都涉世未深（中共一大代表最年轻者仅19岁），资历平庸且见识浅薄，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对于中国国情、世界大势以及所谓马列主义，他们均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却偏偏最爱不懂装懂，强不知以为知。
时为政治愤青的“伟大领袖”亦不例外。1936年毛泽东亲口告诉埃德加•斯诺，说他1920年在北京滞留期间研读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正是这三本专著让他入了道、开了窍，从此变成“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氏此言时间地点俱在，似乎可信，但半个世纪之后的历史家们发现，毛泽东于不经意之间又撒了一个小谎——正如他一向驾轻就熟地伪造自己并未说过的正确意见和他人从未提出过的错误主张那样，其实那三本小书当时尚未在中国出版。毛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时间看来仍是一个悬案。
真实情况是，建党之际的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既无系统性的理论知识，也无专一性的政治信仰，青年毛泽东的脑子里还是一锅浆糊：三国演义水浒传、曾国藩梁启超、孔孟马列、李自成洪秀全、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大杂烩。即便是毛的革命领路人，中共创党领袖陈独秀、李大钊，那时也还没有真正领会并完全接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马列理论。比如陈独秀，直到1920年仍高调主张劳资合作、社会互助，声称“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希望中国“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很难想象，半年之后的陈独秀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以社会名望而论，中共那“一小撮”创党成员均为默默无闻之辈。这个激进小党既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那样的思想巨子，也没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黎元洪那样的革命元勋，大约只有党魁陈独秀一人可以勉强称之为社会名流兼“绯闻名人”，其余则是不值一提的小角色——若不是此后中共赚得大位，是没有人记得起他们姓甚名谁的。与清末民初活跃在政坛上的老一代的政治活动家和政治组织相比，中共创始人及其“建党伟业”既无全国性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对产业工人与“劳苦大众”也根本谈不上有任何吸引力或号召力。这一群与“工人阶级”完全无关的知识界平庸之辈，从此组成了一个此后把泱泱大国闹得鸡犬不宁天翻地覆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不亦怪哉。
按当时的常理推断，若不出意外，这个素质不高的冒牌“先锋队”只能是又一个短命组织。在那个既有主义纷争又有结社自由，既有“群体性事件”又有军阀混战的年代，短命政党多如牛毛。像同盟会、国民党、进步党、研究系这样资格老、实力强的党派组织尚且起落不定、一事难成，中共这种小得可怜、弱得要命的激进政党，又何来出头之日？想要革命成功、主义成真，几乎是天方夜谭。
当年，与中国共产党差不多同时成立、名称也叫“共产党”的政治组织至少有7个：1920年3月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五四运动期间担任过全国学联负责人的姚作宾于1921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黄凌霜、陈德荣等人成立的“无政府主义共产党”；吴玉章等人1922年在四川成立的“中国青年共产党”；旅俄华人在俄国成立的“中华共产党”……这些个“共产党”并不是“李鬼”，个个都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直接产物，其意识形态与中共也大同小异，而其前途命运却有天壤之别。那些个“共产党”全都不幸早夭、不知所终，唯独“以陈独秀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活了下来，且屡屡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后来变成了“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终至“发迹变泰”，登峰造极。
其他的“共产党”夭折了，中共至今不死；弱小平庸的共产党得胜，强大优越的北洋军阀、国民党相继垮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为什么？难道真有所谓“先进性”在作祟？真是什么“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个问题，我们还真得说道说道。
中共成长史小结：生党者俄共（布），养党者孙中山，救党者日本皇军
共产党的政治神学告诉人们：之所以是共产党而不是别人打下了江山、夺得了政权，是因为唯其如此，才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共产党比古往今来一切中国人更加“先进”，更加“伟大光荣正确”，他们有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有“一万年才出一个”的“伟大领袖”；因此，“在黑暗中摸索”的仁人志士非得由毛主席来领路不可，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非得由共产党来拯救不可。这套说辞，无非是“君权神授”、“真命天子”、“奉天承运”陈词滥调的另类表述而已。
真实的历史与中共的自我神化相去甚远。中共的诞生、成长，可完全归因于两个“外因”：一为俄共（布）（1925年后改名为联共（布）），二为国民党。而中共的成熟、壮大，则几乎完全得益于东方凶邻日本的武装侵略。
中共本是苏俄“输出革命”，推行“世界革命”的产物。从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到中共一大的召开，无一不在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经费支援、幕后操纵乃至直接领导、亲自操办之下进行。这正是陈独秀、毛泽东的共产党得以生存而其他那些个“共产党”倏生倏灭的唯一原因。
对于中共的诞生与早期成长来说，维经斯基、罗易、马林、鲍罗廷等外国人的重要性，实在要远远大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人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没有陈独秀、李大钊未必不能创建同样的中共，而若没有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则必然没有此后的中共。仅以经费而言，从办刊物、办集会、办夜校到组织政党，若无俄国人掏腰包，没有一文钱自有收入来源的早期中共也是一天也撑不下去的。当年的毛泽东主张“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中共最有独立精神的早期领袖陈独秀也认定“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早期中共心甘情愿受苏俄摆布，听外人指使，党的理论指导、组织设置、人事安排、行动计划乃至文宣口号俱由俄人制定，或呈报俄人批准，中共对苏俄的依赖之深，岂止“以俄为师”，实则“以俄为父”！说它“卢布党”、“儿子党”，是一点不过分的。
一直以来，中共的宣传机器总是指责在它当政之前的中国政府和军阀政客，骂他们全都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走狗”、“帮凶”，并以此定性当年的中国社会是所谓“半殖民地”。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确实，袁世凯、吴佩孚亲英美，段祺瑞及其皖系、张作霖及其奉系亲日本，孙中山及其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先亲日、后亲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反动派”先亲俄、后亲美。无论亲日、亲俄、亲美，无论为了友谊还是为了利益，“亲”则有之，但仅此而已，自身的独立性并未丧失，至于投靠依附、遵命奉旨、俯首称臣的事情，则未之有也。把外国党当总部、以中国党为支部，把外国政府当上司、以自己为下属，把外国人的意见当指示当命令、以中国人的意见为请示为汇报，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以中共首开其端，汪伪政府、满伪政府紧随其后，而清末民国的其他一切政治势力——无论在中共“历史观”看来是“先进”还是“反动”——倒是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在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蒋介石们看来，是足以引为国家民族之耻的。毛泽东发明的“半殖民地”的称呼，在中国其他地方并不适用，只在他老人家治下的苏区、边区以及汪兆铭、溥仪治下的汪伪、满伪地区，算得上名副其实。
也正是在苏俄包藏祸心的拉拢利诱之下，心雄气壮但走投无路的孙中山接纳了一个只有400来人且无一枪一炮的“异党”。孙中山国民党之所以“容共”，目的无非是为了“联俄”，为了获得俄国人的经援和军火。苏俄顾问鲍罗廷帮助国民党建立了一支战斗力足以对抗北方军阀的党军，又协助孙中山建立起一套以党治国、以党领政的党国集权体制，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换取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内发展壮大的机会。而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正是初生的共产党生存与成长的关键所在。
国共合作之前，共产党一年只能发展党员100来人，借助于国民党所提供的资源和空间，中共迅速发展成一个拥有党员近6万人的中等政党，而且在俄国人的庇护下，中共竟得以反客为主，占据了国民党诸多重要的党务部门。按照斯大林的计划，中共将逐渐渗透、改造、分割、蚕食国民党，最终使之成为“工农政党”。这个计划因蒋介石的“叛变革命”而未能得逞，但毕竟，被国民党扫地出门的共产党已经今非昔比了，它渐渐长大了，不再是四年前那个小得要命、弱得可怜、无人理睬、无人问津的激进小党。以此而论，若将俄共（布）比作中共的生身之父，则孙中山国民党不啻为中共的养父（而且这个养父是由生父亲自选择、亲自送养的）。
至于日本对中共的意义，可以说，俄国人从无到有缔造了中共，日本人则从生死边缘挽救了中共，且从此让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只不过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日本对中国的大举侵略恰恰发生于共产党“反围剿”惨遭失败之际，在国军追击下狼奔豕突疲于奔命的残存共军因此才得以绝处逢生。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重建了政治领域的游戏规则。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侵略者共同演绎了一场奇怪的“三国演义”，在国民党与日军相互消耗的长期战争中，共产党反而获得蓬勃的生机，他们最得心应手的事情，便是与日军一起瓜分被国民党人丢掉的地盘，这也是名利双收的好事情。抗日战争使中共军队从缺食少穿的三四万人扩张到拥有百万大军，到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豪迈声称国共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根本改变，“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这正是日本侵略者强行介入中国事务的偶然结果。
这样的局面，是当年创立中国共产党的维经斯基、陈独秀、李大钊们想象不到的，也是当初让共产党安睡于国民党卧榻之侧的鲍罗廷、孙中山所无法预料的。多年之后，毛泽东向到访的日本政要表示“感谢日本皇军”，许多中国人感到难以置信，难以理解，其实毛泽东是真情实感，言之非虚。毛并非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他共产党一党之私的立场上“感谢日本皇军”。毛泽东说的没错，若没有日本皇军的挽救，中共恐怕早已成为历史名词，正如没有俄国人的干涉和渗透，中国或许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