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9年前中共是打着要民主、要自由、反对一党专政、反对贪污腐化大旗打倒国民党政权的。而当时国统区人民，特别是城镇人民，最不满的是通货膨胀和贪污腐化。而当时的贪污腐化程度是远不能与现在中共社会相比，而且当时中共为了夺取政权，远远夸大了国民党时代的贪污腐化，直到现在不少中、青年直至70岁以下的老人，仍受中共宣传的影响，似乎当时的贪污腐化比现在更为严重。其实，事实远非如此。而且当时群众、记者对贪污犯的揭露，即使错了，不符合事实，也不会因此而获罪。如当时流传的中国的钱都流入孔家和宋家了。六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未得证实。而孔家原来就是甲富山西一省的富户；宋家是南洋有名华侨富商，两家都为孙中山推翻满清，从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至今也未听说他们两家子孙谁排上了富豪榜。至于说的蒋、陈两家，更是无稽之谈。蒋经国逝世后，他妻子蒋方良因一直未参加工作，得不到医疗保险，不少医疗费是靠亲友接济的。若他家是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首，经济上能这样宭迫吗？
另外，当时毕竟还有一套监察制度，还有较为独立、自由的新闻报道系统与公众舆论。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还是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对自己的贪欲，还有一定约束力，不去做伤天害理的事。
所以，中共过去和现在宣传的国民党在大陆的极度贪污是夸大的，是有极大水份的。如果说以前是为夺取政权，现在则为给自己硬拉个陪绑的，而为现代的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社会性贪污之风开脱。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贪污行贿之风已开始发展了。我问年轻时曾当过国民党时期屠宰税税务人员（管杀猪上税）的父亲，我问他你下去收屠宰税时，人家是否送点猪肉给你，他说从来没有，偶尔人家看你辛苦，送点下水。（当时农村是一家一户的养猪，要宰猪前，先上报，然后县城派税务人员带着兰色图章，在猪皮上到处打章表示已上税。而一般收税人员都一人带章下乡，打了二个猪的章，说仅收了一个猪的税，是较难证实的）如是现在这样单独行动，收税人员早已腰缠万贯了。
另一件事，也是发生在我们家里。日本投降后，各个地方冒出了不少半合法的地下银行、钱庄，因我父亲从小在银行界当学徒，虽无文化，但得到当时地方有名的银行界前辈器重，一个有钱的江西木客邀我父亲参加基本上是他独资的银行，聘请我父为经理，自己为总经理。一天，该地方上一大富商赵某某找我父亲借一笔短期高息的贷款，而这笔钱是倾尽了全银行的能动用的一切资金，最后我父亲同意了。总经理知后，大发雷霆，问：你怎么有这么大权力私自答应这大笔借款，我父亲也知道如这笔钱出了问题，银行就一定得倒闭，将来债主拼命，全银行职工就得失业。此时，平时对我父亲很尊敬的职工，见面连招呼也不打了。我父亲一贯气量很大，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的，这次可也紧张得睡不了觉了。好在时间很短，好不容易挨到到期日子，那位资本家连本带息，分文不少的还清，自此他赚了笔大钱，向我父亲表示感谢，全银行职工、包括其家属自此也松了口气，（因为当时银行是金饭碗待遇较好）银行也因此赚了一笔钱，我父亲以后再也不敢冒此风险了。四十多年后我与我大哥谈起这事，我大哥说这事要落在今天，赵某某由此赚了这么多钱，我们为他顶了风险，至少得给我们1/3，甚至是一半，而我们以至也发财了。而这富商连一块饼干都没送。
所以，现在中国人千万别信中共谎言，为自己的巨额贪污辩护。正像不少经济学家讲的，现在的贪污是制度性的，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一点不贪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党专政、缺乏真正有效、有力的监督机构及整个体制、管理制度的不合理是导致全面性的、越来越炽的贪污腐化的温床。
国民党时期那样的贪污流弊与中共是有本质区别的。其发展趋向也是背道而驰的，前者随着社会进步、民主发展贪污现象将逐步弱化，如现代台湾社会的发展；而后者它从制度上是无防范能力的。2011年初，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人大会上讲的中国五个不搞之一，即不搞“三权分立”，实质上就是要坚持绝对化的一党专政。
这种越来越炽的制度性贪污将会使这表面上金碧辉煌，而实质上梁柱已内空的红色大厦很快坍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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