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的赵艾（Zhao Ai音译）是中国五千万留守儿童之一，图为他（前）和抚养他与姐姐的祖父母及一位朋友。（图片：卫报）
【看中国记者谭晓蔚编译】据英国卫报网站（guardian.co.uk）10月3日报导，在中国农村，由于越来越多的劳力外出打工，这些乡村变得越来越穷。
如果你想了解贵州农村有多贫困，不妨查看一下统计数据，也可以看看七莘（Qixin音译）村的孩子们。赵艾今年九岁，但个子太矮令他看起来只有六岁。他从早晨六点半离开家到下午五点放学回来都一直饿着肚子，中间还要爬两小时的山路。
在去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对各国学校的评定中，上海市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名列前茅。但与此同时，在赵艾就读的学校，校长徐祖华（Xu Zuhua音译）介绍说目前最大的困难是解决（学生的）吃饭问题。营养不良影响了学生的正常发育，也让学生无法专心上课。
1990年至2009年间，大批农民工寄回家的工资令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八千四百万减少到三千五百多万。当局希望通过进一步城市化使象赵艾这样的儿童摆脱贫困，但很多人担心差距会越来越大。（贵州）瑞元学校及附近学校的负责人周留德（Zhou Liude音译）表示 “尽管同样都是在发展，感觉城市像在奔跑而我们是在漫步”。
相对农村居民每1元人民币的收入，城镇居民可享有3.23元的可支配收入，实际差距可能比这更大。加上城镇居民享有的额外服务和补贴，如房屋补贴等，“许多观察家认为比例很可能在四到五之间，可以说是全球最高的”，华盛顿大学移民专家陈锦荣（Kam Wing Chan音译）教授说，“中国的收入日益两极化，这种过大的收入差距明显是过去几个月内（大陆）更频繁出现暴力抗议和动荡的一个主要原因。”
即使农民移居到城市，中国的户籍制度令他们成为二等公民。一名中国学者形容这种结果为“假城市化”，即城市里充满了这种不能享受城市生活的人。
政府也在农村地区寻求投资机会。在七莘村周围的城镇，商店附近到处可以看到闪闪发光的摩托车、3G和咖啡广告。
对于靠种地和在城市打工的亲戚寄回来的钱为生的农村家庭，以上这些依然是不可想象的奢侈品。瑞元学校的校长表示，他们的贫困是变相经济发展的结果：其居住地离交通发达地区越远，生活就越贫困，孩子的成绩就越差。
中国贫困人口一直对教育报以很大希望。村民们为了改善自己子女的机会而修建了瑞元学校，但农村学生从一开始就落后于他们的同龄人。
赵艾的父亲在泥石流中丧生，母亲在几百里外的地方打工。赵艾成了中国50万“留守”儿童之一，由祖父母抚养。由于户籍制度，他们家很难移居到城市。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更差，且比普通孩子有更多的行为问题。亲属无力或者不愿妥善照顾他们，有时这些留守儿童还要照顾生病和年迈的祖父母。由于家里的成年劳力不够，象赵艾这样的学生必须帮助做完家务和农活后才可以开始作功课。
赵艾是幸运的，家里人尽量用关心和温暖弥补收入的不足。但他很敏感，在学校明显比其他同学安静。他总是空着肚子艰难地爬上陡峭的山坡，穿越树林和田地回家。
当地教育局官员希望建立一所寄宿学校，并已找到一家公司愿意捐出四十万元人民币（约四万英镑） - 但还需要三倍的资金来修建连接到学校的输水管。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赵艾和他的朋友们还得长途跋涉去上学，在没有自来水和暖气、四壁开裂的教室上课。在这里，因为鲜有年轻毕业生想在这么偏远的地方教书，要找到合适的教师很困难。英语是学校的必修课，但在瑞元学校，没有人能够教授这门课。
专家们称，（在中国）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比例近年在迅速下降，尤其是在顶级大学中，农村和城镇教育水平的差距是一个原因。据中国传媒报道，在去年参加全国高考的学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占62％，但在（北京）清华大学，来自农村的学生只有17％。
王芳（Wang Fang音译）和丈夫陈双福（Chen Shuangfu音译）十年前从农村来到贵州省会贵阳，当时他们口袋里只有十块钱。他们在城里做的是没人愿意的辛苦活儿-清理和回收垃圾。
与他们在乡下一年收入才一千元相比，在这里一年他们可以挣到差不多两万元。但他们的农村户口意味着他们无权享受很多城里的服务 - 并且由于户口是继承的，他们子女也没有户口。学校没有给民工子弟的额外预算；许多声称他们名额已满，或对民工子弟收取高额的非法收费。
从孩子上学起，陈双福夫妻已花费了五万元，包括付给一所公立学校的“捐款”和其它额外费用。陈说，“我不会读、不会写，也不能讲标准的普通话，但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像我们一样”。王芳补充道，“外来民工给城里人盖房、打扫卫生、清除垃圾 - 但城里人还叫我们乞丐，骂脏话”。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