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旅美中国经济专家与评论家，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评为“亚洲之星”。其著作《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被推选为“3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
因无法承担民间借贷利息的企业家纷纷逃亡或者自杀，成为近期中国新闻经常出现的内容。Getty Images
今年中国通货膨胀持续，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评估已不像去年那样乐观，虽然还会有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经济学者萨伯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那种过时的乐观，比如他认为再过十年，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再过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崛起将让美国黯然失色。但中国国内的主流意见则是如何应付难关。
这难关如何过？归纳而言大致有三大类意见，积极转向、再次刺激与政策不变。
但无论是哪种方法，首先得面对2009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造成的烂摊子——中国将其称之为改革以来第四轮“经济过热”。
第四次经济过热留下的若干陷阱
中国从改革以来，已经历过四轮经济过热：第一轮，1987～1988年；第二轮，1992～1996年；第三轮；2002～2007年。第四轮则是2009年～2010年。其中两轮均发生于现任总理温家宝执掌国务院期间。第四轮经济过热主要是投资过热与房地产过热，主要是2009年之后中国政府投入四、五兆救市所致，即典型的“投资推动型经济过热”，而且主要是政府“过度投资”，而这投资的资金不少来自于银行印钞票。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这一轮过热几乎完全承接了第三轮经济过热中的所有问题，并且加倍放大：如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资源型产业的两大问题──“带血的GDP”与“高度环境污染”，经济的高度对外依吁，内需严重不足，产业结构的严重不平衡，唯一可见的主要成就是政府财政收入激增，当然也伴之以社会反抗事件的激增，去年已增至18万起。
第四轮经济过热造成的陷阱之多之深前所未有，这里列举两大主要陷阱：
一、高通膨陷阱。中国这段时期的通膨率之高，远超过国家统计局愿意承认的数据。而通货膨胀之主因，就是货币发行过多。根据官方数据，2009年广义货币供应量为60.6兆元，是GDP的1.8倍，多出了27.1兆元，2010年前三季度就超发43兆元。总理温家宝的两次讲话——从今年两会期间要“消除房价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到4月13日温相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消除通货膨胀的货币因素”，正式承认发行货币过多。
二、地方债务陷阱。为了向银行大量举债，各级地方政府设立了“地方融资平台”。央行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两年之间，全国各银行借给地方融资平台的钱到底有多少？据央行公布的《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截至2010年年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万余家（省、市、县三级），2010年末银行系统的全部贷款余额为47.92兆元，其中30%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总额约为14.4兆元，其中三分之一是由国家开发银行贷放，其余则由国有商业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现确定其中有2兆到3兆有违约风险。
逃债与中小企业破产潮
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了高通膨与地方债务两大陷阱之后，2011年的货币紧缩政策又挖了一个目前正在发酵的民间信贷陷阱。在巨大的通膨压力与地方债务陷阱面前，央行不得不收紧银根。在央行不断缩紧银根的宏观背景下，民间借贷不论是规模还是利率都近于疯狂，连经济落后的地方也开始疯狂放贷，放贷现象大规模入侵资本市场，最后酝酿成中国式信贷危机，目前因资金链条断裂发生大面积的借贷人违约逃债现象，风险高危区包括浙江、江苏、福建、河南以及内蒙古等省区。据《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调查》显示，当前1，100亿元温州民间借贷资金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占35%，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或集资炒房的占20%。
陷入民间信贷陷阱的中小企业纷纷垮台。融资难导致中小企业转向民间借贷，这种“饮鸩止渴”的高利贷严重侵蚀企业利润，正在成为压垮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据9月初发布的《2011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夏季报告》显示，今年1至7月，在31万户规模以上企业中，亏损企业户数为4万户，亏损面为12.7%。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亏损程度却在逐月加重：亏损企业亏损额增幅由1至2月的22.2%上升至1至6月的41.6%，1至7月又进一步升至46.9%。因无法承担民间借贷利息的企业家纷纷逃亡或者自杀，成为近期中国新闻经常出现的内容。
如何刺激中国经济？
《欧洲货币》9月25日将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长奖”颁给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周在颁奖典礼致辞中列举的获奖原因有三：第一、作为应对金融危机一篮子措施的一部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价格和数量工具，扩大货币供给，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第二、今年以来，为确保经济平稳复苏，实现经济软着陆，中国及时调整了货币政策，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第三、作为转型经济体，中国不仅要防止通货膨胀，而且还要维护金融稳定，央行在这些方面都可以起重要作用。中国坚定推进金融改革，及时补充银行资本和处置不良资产，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用通俗语言阐释，第一、二条的意思就是：中国央行先超量发行货币吹胀经济泡沫，继之剧烈收缩银根压缩自个吹胀的经济泡沫，就是获得此奖的主要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周小川在第三条当中还表示了不仅要防止通货膨胀，还要维护金融稳定，这说明只要没有来自更高层的压力，周小川这个行长能够当家，三个月至半年内放松银根不太可能。
没有政府投资刺激，中国经济等于失去动力源。这就是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比如财政部认为刺激政策总体上不宜轻言退出，农业部主张边行边看。各地方政府则因房地产市场遭受严格调控陷入萧条而想方设法抵制的原因。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希望中国采取中性政策，不宜总是紧缩。
找不到方向的“积极转向”
要说北京没想过积极转向，那也并非事实，无论是温家宝还是十八大之后准备接班的备位总理李克强，都多次强调过要将经济结构转型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智囊中的所谓“积极转向派”，不仅相信中国经济可能面临“二次危机”的冲击，而且这冲击的力度不小，更兼第四轮经济过热改采取的危机应对政策，负面作用正在显现，烂摊子还没收拾完，因而不能再来一次政策刺激。
问题是向高科技发展，中国根本没有足够的技术开发力量，仅靠剽窃知识产权是无法获得技术进步的。前几年从日本、德国剽窃来并冠上“自主开发”的高铁技术，曾一度想推广到世界，甚至已经与美国加州达成合作意向，但因营运以来事故不断。今年723温州动车事件，暴露了中国用从各国“拿来”的技术拼装出的所谓“自主创新产品”中国高铁，吁在严重的安全隐忧，不仅高铁从此低速运行，向世界输出高铁技术的美梦也一并破产。
在经济成长进入平缓期之后，促进经济转型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得付代价，比如缩减财政开支，降低企业与个人税负，涵育企业的创新动力。但这一点在社会矛盾不太突出时北京政府就无法做到，现在每年需要从财政中支出五、六千亿维稳费用时，自然更为困难。
事实上，各级地方政府仍然走在引污入境与土地财政的老路上。一方面是大量引进能够创造高税收的化工项目，如PX项目就是这些年各地重点引进的大项目，另一方面是继续卖地。以往卖地是地方政府重要财政收入，从1989年的4.47亿元，到2010年的30，108.93亿元，21年间土地成交价款增幅达到6，732倍。今年尽管北京想给房市降温，但各地土地出让规模仍在扩大，今年1至8月，全国计划指标安排使用已占全年80%以上，其中12个省分几乎已将全年的计划指标用尽。
中国经济在透支环境、剥夺劳工生命福利、侵犯知识产权、罔顾社会分配公正的情况下走到今天，前景晦暗，无药可治。这就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从去年开始，不再谈经济而热心于谈政治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