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辽宁省沈阳市人，我叫林昊。作为中共专制统治的受害者，我把我及我们家遭遇向大家痛诉。
我父亲叫林天寿，是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归国华侨。一九五一年正值抗美援朝之际，父亲怀着一腔报国之热血从印尼回到中国大陆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来保家卫国。结果，参军政治审查没有通过，父亲就在北京读完了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在沈阳的黎明飞机发动机厂上班。
一九六一年爷爷、奶奶从印尼回国，从此，我们家的噩梦就开始了；首先就是所谓的组织上找父亲谈话，说什么家里那么多钱，做什么不如入股到工厂，（当时爷爷、奶奶有人民币二十几万的财产）爷爷、奶奶把一生大部分积蓄都拿出来在黎明厂入了股，结果是一分钱的分红也没见到，而且在一九六八年爸爸被以划为特务，关进了专政队。父亲被关进专政队以后，组织上以划清界限为名，逼母亲跟父亲离婚。妈妈深爱着爸爸，她确认爸爸是一个正直、博学的人，没有任何问题，结果在组织的逼迫下，她精神崩溃了，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爸爸在专政队里受尽了折磨，当时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跟他一起被关押；那些专政队员逼爸爸打他们，不打就往死里打他。爸爸在专政队里看到不少知识渊博的学者被逼自杀。半年多以后爸爸被放了出来，妈妈因为爸爸的释放，心理得到了慰济，神志接近正常了。可家里的噩运远没有停止，过了不久组织上又找父亲谈话了，称什么你看你看你留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入股的钱就支援国家建设吧。迫于组织的淫威爸爸不得不同意，爸爸的顺从换来了生活的安定，一九七二年八月我出生了。
记得我小时候最怕是上幼儿园，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不去，最后还是不得不去。三四岁时在幼儿园里有一次发梨，我一见发水果高高兴兴的第一个跑到老师跟前，结果老师拿着一个最大的梨“啪”的一下打在我的头上，骂我一句：“特务崽子”。我当时就哭了起来，可老师逼着我停止哭泣并把梨吃掉。回家以后我把我的经历告诉给妈妈，她搂着我泣不成声。
我再大一些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家里的壁橱里发现一床被褥上面满是陈旧的血迹，我问爸爸那是怎么弄的，爸爸说：“你别多问。”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爸爸在专政队里用的被褥。爸爸一直觉得对奶奶、爷爷及叔叔、姑姑亏欠很多，所以在奶奶去世后一直抚养着姑姑的两个孩子，生活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家里也没有什么积蓄，在九七年的时候爸爸突发脑溢血，为了给爸爸治病我和姐姐四处求援，找到各级所能找到的组织，结果那些领导来看望父亲，他们拿来的钱还不够打一瓶药的，却拉到电视台等媒体给自己歌功颂德。最后爸爸是他的一些老同学在同学中的募捐的钱，才得以活命。因为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爸爸一直瘫痪在床，到一九九九年的五月十九日就与世长辞了，父亲到死眼睛一直是睁着的怎么也闭不上。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精神支柱就倒了，她精神病日益严重，不相信爸爸已经死了，多次出走去找爸爸。二０００年的时候母亲再一次出走，到了北京，可能是在北京说了一些让党不高兴的话，被关了近两年半的时间，期间我多方寻找，毫无音讯。母亲于今年的四月二十六日去世，到死之前她还在四下张望，我知道那是在找爸爸。至今，我总是夜不能寐，爸爸临死前那不肯闭上的眼睛，妈妈去世前那搜寻爸爸的目光，那床血被不时地浮现在眼前；头部被打的地方还在隐隐作痛，所有的这些都让我的心在流血！！
这就是我们家的所遭受的悲剧，而这一切又是谁造成的呢？
